71.十光荣归去（2）

很快，中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和夫人王静去探望、慰问斯诺。他们带去了周总理给斯诺的一封信，其中并附有**和邓颖超的亲笔问候。看到周总理的信，斯诺激动万分，顾不得全身的疲乏和疼痛，下床和陈大使热烈拥抱，表达了他对周总理的深切感激。在旁的洛伊斯和王静，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洛伊斯在《我热爱中国》-书中写道：“这封深厚谊的信对躺在病床上的埃德加来说，好像那个阴暗的早晨顿时出了太阳一样。”

斯诺立即口授给周总理一封回信，表示对周总理的慰问“极为感激”、“极为动心”。

宋庆龄也给斯诺去了信，对他的患病深为关切，并愿意提供“个人帮助”。

1972年1月，中国政府采取了行动。1月22日，**和周恩来派遣由马海德医生带队的医护小组从北京动身前往瑞士，想把斯诺接到中国采用中西医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治疗，希望这样能减少他的痛苦，延长他的生命。医护小组途中经过卡拉奇和罗马时，和当地的中国使馆安排好回程中为斯诺提供紧急住院的准备，以防危险。瑞士的中国使馆和法国航空公司商定，要他们在民航飞机上安装一张病床，并在约定的航班专程经日内瓦接病人上机（因为这一航班是不经日内瓦的）。

在北京，日坛医院已经准备好一套病房和一个医护班子，等待斯诺的到来。但是，当中国医护人员到瑞士看到斯诺时，他已经经不起远途颠簸了。遵照周恩来的意见，中国医护人员把斯诺家变成了一所家庭医院，从阿尔及利亚又调来几位中国医护人员，对斯诺进行最后的医护。

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为了减轻洛伊斯及家人的负担，中国医护人员分昼夜两班，24小时守护着斯诺。他们一起研究、分析问题，交换意见，提出可能更好、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法。他们强压着痛苦面带微笑，态度从容沉着，辛勤劳作。他们主动和洛伊斯讨论病，解释病变化的意义，以便使她对日近一日的不可避免的不幸有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些都使斯诺一家深为感动。洛伊斯在她的《庄严的死——当中国人到来的时候》（中译本名《我热爱中国》）一书中以感人的笔法描述了中国医疗小组到达后，他们家里生的动人事，记录了中国医疗小组辛勤工作的形。她写道：“不在于中国人在治疗癌症的技术方面掌握得更多，或者更好……而是在于对待疾病、对待病人、对待所有参与这场个人同无的疾病进行斗争的人的态度。这些男男女女从远方来到这里，运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凡是同我们家庭有来往的人，无不受到他们的感染。这是一种极为深刻的共患难的经历。”1982年，在北京纪念斯诺逝世10周年大会上，她还说：中国医护小组“带来了我们从别处难以得到的安慰和照料，使埃德减轻了临终前的痛苦，也为我和两个孩子及其他亲友分担了痛苦。……这种帮助是一份极不寻常的厚礼。”

中国医护小组把斯诺的病每两三天向国内报告一次。中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经常去看望斯诺，带去**和周恩来的问候，这些在精神上给了斯诺莫大的安慰。但是，他的病仍继续恶化。

2月8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专程到日内瓦探望斯诺。马海德带黄华到斯诺的床前，等了一会儿，斯诺醒来，意外地看到黄华，非常高兴。他握着黄华和马海德的手，思维又回到36年前的保安，语重心长而又幽默地说：“咱们三个‘赤匪’又见面了。”说完，他们都笑了。

这几乎是斯诺一生中最后的谈话了。此后一周他一直昏迷不醒。2月15日凌晨2时，斯诺在睡眠中逝去，享年67岁。

洛伊斯吻别了躺在病床上的斯诺后，和全体医护小组成员一一拥抱，每个人的脸上都挂满泪痕。

半个小时后，洛伊斯对中国医护人员说，斯诺生前有遗嘱，要献出他的角膜，好为双目失明的人进行角膜移植。中国医护人员为斯诺的高尚品德深深感动。但由于病种和慢性中毒的原因，斯诺的角膜不适于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