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附录二（7）

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受到苏联外交政策变化的影响，但从历史展过程看，当共产国际尚在强调必须依赖英美支持的国民党蒋介石，“必须利用那些从经济角度关心维持中国的秩序、安宁和正常经济生活条件的组织和个人”的时候，**就不是无条件地执行这些指示，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况来制定中国**的政策。*****对国际形势做出新的判断，是在苏联放弃争取英法而改同德国打交道之前。1938年10月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在外交方针和对外政策上逐渐生变化。他在**六届六中全会所做《论新阶段》的报告，和以前的提法相比，就已经有所变化。他强讽“我们第一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区别，第三，更加不可忘记现时与将来的区别，我们对前者不应寄以过高的希望。应该努力争取前一切可能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事实，但过高希望则不适宜。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应该放在这种基点之上。”（15）1939年2月中旬，**在**中央书记处会议的中，进一步对国际形势做出新的判断：现在国际上和平阵线尚未形成，民主国家与法西斯谋妥协，这是很大的国际形势变动。他告诫党内同志，要有应付各种形势的思想准备。而苏联是在1939年3月10日以后才逐渐改变政策的。

导致**重新判断国际形势的原因，一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政权的政策开始逆转。1939年1月2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阐述外交方针与国策时说，“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是否是日本亡了或者中国亡了才算到底，必须有一界说”。“在卢沟桥事变前现状未恢复，平津未恢复以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这是出了对日妥协的信号。这次会议还决定强化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加强蒋介石个人的权势，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会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确定了对日实行“有限度”作战的方针。与此相反，为对付**，国民党先后制定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文件，并调动大批军队对中国**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制造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摩擦事件。这样，中国**领导的各敌后根据地的形势骤然严峻起来。骤然严峻的形势迫使**和中国**，把国内和国际的局势联系起来，重新审视自己内外政策。二是德国的“调停”和英美主持的远东慕尼黑阴谋。

1939年6月10日和13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做反对投降的报告，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指出：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是从抗战开始就存在的，但成为时局的最大危险，则是目前政局中的现象。其原因有三，一是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二是日本的诱降政策。武汉失守后，侵华日军也改变战略，对国民党统治区由过去的军事进攻为主，变成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而把主力逐步地用以对付中国**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强调，日本“灭亡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基本方针（总路线）是坚定不会自己动摇的，但是他执行此基本方针的方法（或策略）是软硬兼施的，有伸缩性的，并且作出某些暂时的局部的表面的让步，以求达其根本目的”。三是英、美、法的压力。他在一一列举了所谓民主国家英法美等，自中国抗战以来冷眼旁观和乘机大做军火生意等所作所为之后，指出：“一切这些，其中心目的，在于消耗战争双方，等到精疲力竭时，他们就以‘健全的身体’出来喝令双方停战，使双方都听他们的话。”**提醒全党，“英美法策动的远东慕尼黑，现在接近了一个紧要时节。他们似正在作这种想法：希望中国再打半年，双方都更疲弊一点，那时就到了远东慕尼黑开幕之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