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附录二（6）

就中国**和**来说，共产国际曾经为中国**的创建，推动大革命的蓬勃展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由于它远离中国的盲目指挥，粗暴地干涉中国**的领导，也曾给中国的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作为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和正确路线的代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几次受到执行“国际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打击和排挤，他对无条件执行共产国际指示而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但是**并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他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客观地看待二者的关系。在他实际担任中国**的领袖之后，仍然非常尊重共产国际苏联的领导。因为，一个强大的邻国——苏联的存在，特别是这个邻国与中国**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由她实际主持的共产国际又和中国**有着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再加上苏联在世界人民面前一贯保持有爱好和平和进步的姿态，这对于在艰难困苦中不懈奋斗的**和中国**来说，那里是希望和重要的精神支柱。因此，在这一时期，**始终把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看做是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第一位的外部条件。他在1937年7月23日，即中国的全面抗战爆后第一次正式阐述中国**的外交方针时，非常鲜明地提出：“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

而共产国际自1935年7月确立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路线以来，政策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工作方法上也较过去更注意尊重和挥各国党的自身作用。因此，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前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这一时期里，中国**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一直比较融洽，特别是在全面抗战爆前和抗日战争的前期，共产国际对促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的况。

另一方面，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等一系列事件中的态度和行动，并不是完全符合**和中国**的意愿。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有些令人失望。在长征后期**和中国**有“打通国际线”的计划，希望能和苏联连接在一起，依托苏联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这个计划后来未能如愿，除去国民党强敌的封锁等原因外，得不到苏联的实际援助不能不是原因之一。西安事变前，中国**在同东北军、西北军建立统一战线关系的过程中，有可能得到苏联的支持是**在谈判中的重要砝码。但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对东北军、张学良的斥责，以及他们要竭力洗清自己与事变干系的态度，与中国**的期望是根本相反的。进而，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和中国**除了在政策上得到若干指导性意见外，在事实上也很难得到苏联方面实际的甚至是口头的声援或帮助。特别是王明在1937年10月回国后，贯彻共产国际“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指示，所造成的危害，以及**的坚决抵制和斗争。这些都反映了双方在政策上的分歧。

在对外政策上，如前所述，**是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一基本事实出，把世界各国划分为支持中国反抗侵略者的、中立的或有可能支持中国的和支持日本的德、意法西斯国家这三类，以此来确定中国**和中国的战时外交政策，而不是根据苏联的外交政策如何。**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在1939年有过变化，主要的是把原来作为争取对象的英法美不加区别地看做是与德意日一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并对苏联与德国签定互不侵犯条约的行为进行了辩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整个的历史展进程看，我们不能说**的这个判断是确切的。但如果希特勒当年不是先向西同英法开战，如果日本不是南进同英美作战，而是先分别从两个方向占领苏联，然后再与英美法争夺世界，我们能说**的判断不正确吗？历史不能假设，我们还是讨论一下**的判断是依据苏联的需要作出的，还是根据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独立制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