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领导延安文艺运动（3）

1938年初夏的一个夜晚，**在边区印刷厂工人文艺小组起组织的文艺晚会上，听了柯仲平朗诵自己创作的长诗《边区自卫军》，非常高兴，赞扬他把工农兵大众作了诗的主人，以及对民歌的吸收、融化和形成诗的大众化风格所作的辛勤努力。***之后，他把诗稿带回去审阅，作了批语：\"此诗很好，赶快表。\"经**推荐，《边区自卫军》很快应在**中央的理论刊物《解放》第41、42期连载表。

诗人、作家萧三是**的少年同窗，1939年4月由苏联回到延安。**对他的文学事业非常关心，曾不无认真地说：\"姓萧的古来文学家很少，你要争气\"。一次，萧三把他在苏联出版的《埃弥萧诗选》送给**，同时为活动方便，向**提出憨安一匹马。6月17日，**在给萧三的信中说：\"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马，待查问一下看，这事倒不很容易。如你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如往外边，就得另想法了。\"

四、慷慨解囊，鼎力支持。处于战争环境，延安文艺界的活动经费十分紧张，许多团体、组织的工作曾因此受到很大限制。为了使党的文艺事业坚持下去，克服难关，**尽己所能，经常解囊相助。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仅靠几十元起家。剧团成立后，没有汽灯、幕布，甚至没有必不可少的舞台用具。团长柯仲平为筹措经费，四处奔波。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得知后，纷纷相援。**一次就拿出300元，周恩来、博古每人给了50元法币，陈云送了一台小电影机，贺龙不仅给了20元法币，还托人从山西带回一批缴获的军用物资。

1939年9月20日和30日，《文艺突击》出了两期之后，受到各方的祝贺、好评，并希望改油印版为铅印版。正当编辑部门为经费犯愁之时，**带头捐款二三百元，许多党政军领导同志随即响应。同年10月16日，《文艺突击》铅印版出版。

同年11月7日，**观看了由侣朋编导、冼星海配曲、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大队（烽火剧社）演出的歌舞活报剧《庆祝十月革命节》。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介绍说，演出花钱很少，布景是从鲁艺借用的。**便找来队长陈明和侣朋谈话，留他们吃饭，还赞助他们200元，用于开展活动。

1940年延安各界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备委员会起有奖征文活动，收到来稿150件，其中绝大部分为文艺作品。评选结果，有23件作品获奖。甲等40元，乙等20元。所奖金，全部由中央领导同志捐赠。**捐的最多，达300元。

五、排解纷争，团结队伍。1935年底，党中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上海为中心的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界，为宣传、贯彻这一政策，曾就如何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展开过一次争论，即\"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左联\"青年作家徐懋庸不赞成鲁迅等人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提法，于1936年8月1日写信攻击鲁迅。鲁迅在8月16日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予以驳斥。\"两个口号\"的争论，在当时的文艺界生过较大的影响，总的来说是有意义的，但也暴露了文艺界存在的宗派主义、行帮主义和无原则的纠缠、人身攻击等不良风气，损害了革命队伍的团结和战斗力。1937年5月延安文艺界也曾讨论过\"两个口号\"的问题。1938年春，徐懋庸来到延安。5月，他写信给**，请求接见，谈\"两个口号\"之争。**认真地听取了他反映的况和意见后，先肯定这场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接着分析了争论的背景和原因，指出，在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路线政策的转变关头，由于革命阵营内部政策、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然后，严肃地指出徐懋庸等人的错误是对鲁迅的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最后，**还阐明了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的这一席话，是非明确，不纠缠具体细节，实际上对这场争论作了结论，对于来延安的曾参加过争论的文艺工作者统一认识，增强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