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领袖卷之毛泽东（19）

**对这些不公正的指责坦然待之。***他主持了11月7日至20日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政治问题报告》。会议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他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主持中央临时政府工作的同时，**不顾“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排挤，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热关心着红军的建设和展。1932年1月，**苏区中央局为贯彻上海**临时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先胜利的决议》，提出攻打赣州。**提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的正确意见，未能受到重视，结果，打赣州严重受挫。3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江口召开会议。犯有“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会上坚持其夺取赣江流域各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方针，**严正批评了他们已经并将造成重大损失的攻打赣州的错误主张，提出红军应集中力量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员和群众基础比较好的赣东北方面展。“左”倾冒险主义者否定了**的正确意见，决定兵分中西两路行动。**随中路军行动。途中，在**的一再建议下，**苏区中央局同意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向闽南进。4月中旬，**以中央临时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挥东路军一举攻克了在地势上易攻难守的漳州，歼敌四个团。8月，**再次反对犯有“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命令红军占领南昌，包围武汉的冒险主义主张，认为应该沿着武夷山脉向赣东北展。10月，**苏区中央局召开宁都会议，贯彻**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会上，“左”倾冒险主义者批评**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提出的扩大与加强红军，展与巩固革命根据地，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作准备的正确方针是所谓“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错误；把**三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诱敌深入”方针斥责为“专去等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指责**在江口会议上提出向赣东北方向展的正确主张是所谓对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不尊重”他们的领导等。**在会上据理力争。周恩来在中指出，来自后方的同志对**的批评过分，坚持主张**留在前方。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多数与会者认为**“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生错误”。**在会后不久被撤销了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决定他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

这个时期，**的心是极其沉重的。但他并没有因“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排挤、打击而消沉，仍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不顾疾病缠身，全身心地投入领导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中央临时政府的日常工作。1933年8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召开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在会上作了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选集》中《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是这个报告的一部分）；翌年1月，他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两年来的工作报告（其中经济政策问题部分，收入《**选集》时题为《我们的经济政策》）和结论报告（其中一部分以《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为题，收入《**选集》）。**在这些报告中，提出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制定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他规定开展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从根据地农村的实际出，正确处理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他从根据地经济的特点出，说明经济建设对于支援革命战争、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针对根据地经济以农业经济为主这一基本况，强调要把展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认为这是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前提。他指出，红色区域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与保护私人经济同时并进。**阐明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顺利开展经济建设的重要问题。他说：“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他教导政府和红军中的干部，要关心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同时，他还告诫干部要注意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在**关于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指导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下得到很大的展，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改善了群众生活，巩固了红色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