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领袖卷之毛泽东（20）

1933年10月，为了正确解决土地问题，纠正查田运动中生的“左”的错误，**表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并主持制定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这两个文件切合根据地农村阶级关系的状况和土地斗争的实际，因而深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对于纠正查田运动中错划阶级成分的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11月，他先后到江西兴国长冈乡、福建上杭才溪乡进行调查工作，并撰写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这两个调查，反映了基层工作的真实况，总结了两个乡的先进工作经验，以及中央革命根据地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的经验。

1934年1月中旬，在**中央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月下旬至2月初，**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他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长篇工作报告，分析了中国和世界革命展的形势，总结了中央政府成立两年来，在各方面工作取得的宝贵经验和主要成绩，提出了当前的具体战斗任务。在这次会议上，他再次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4月至7月，他在**粤赣省委驻地会昌进行调查研究，指导工作。他亲临中央苏区南线前沿就军事问题进行调查，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一度使南线出现了新局面。

这个时期，由于形势的日益危急，**的工作十分繁忙，但心却很郁闷。蒋介石已调集50万大军，采纳德**事顾问塞克特的建议，遍筑碉堡、层层包围、步步进逼，正对中央根据地进行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而党内把持军事指挥权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却一改**提出的，在第一、二、三次和第四次反“围剿”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而去和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要“御敌人于国门之外”，和敌人拚消耗，搞所谓“短促突击”。结果，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对此，**忧心如焚。他多次向**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力陈自己的正确主张。1933年10月，在一次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再三说明：现在敌人采取的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妄图以堡垒战和持久战来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达到最后消灭红军的目的。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严峻的现实，采取我们一贯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术。硬碰硬，我们将会吃亏。“福建事变”生后，**曾找到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建议把红军的主力开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打击敌人的后方，迫使敌人回援，粉碎敌人的“围剿”。他还特别强调，“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以后，**又提出了“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的正确主张。但是，这些主张遭到博古和李德等的断然拒绝，使中央革命根据地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日趋渺茫，最后终于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路上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和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不得不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有材料说，“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原本未把**列入参加战略转移的名单，后来考虑到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才允许他一起转移。1934年10月18日，**带着警卫班离开中央苏区的于都城，踏上长征的道路。

长征出后，**同张闻天、王稼祥被编在第一野战纵队所属的中央队，他们在一起行军和宿营。当时，**因长期患疟疾初愈，身体虚弱，只能坐担架行军。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则由于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受重伤一直未愈，也坐了担架。行军路上他们常常议论党和红军的大事，**启和诱导王稼祥认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王稼祥对错误的军事指挥，也极为不满，认为要挽救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改变中央的领导。他对**表示，要把博古、李德他们“轰”下台。他的这些看法，得到**的赞同和支持，并要他活动活动。王稼祥先找张闻天，向他谈了自己的看法和**的态度。张闻天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他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通过同**反复交换意见，张闻天、王稼祥更深切地感到**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的正确，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后来又找了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人，谈了应该撤换博古、李德，改由**来领导，大家都表示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