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领袖卷之毛泽东（21）

11月底，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错误的军事指挥使红军遭受惨重损失，由长征开始时的八万余人锐减为三万左右。***这时，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一筹莫展；**和全军上下都为党和红军的命运而焦虑。在这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同“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的瞎指挥作坚决的斗争。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在政治局内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造成的。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中央负责人会议上，根据当时敌的变化，力主放弃原定向湘西转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提出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他的意见得到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人的支持。李德无视敌人已在通往湘西的路上部署下重兵的现实，仍坚持主张朝红二、六军团的方向北进，这遭到与会大多数人的反对。会议作出决定，中央红军改向贵州转移，相机占领黎平。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今后战略方向问题。博古和李德仍然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李德还主张红军立即折向黔东。**则坚决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经过激烈的争论，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赞成**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的意见，红军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师和建立湘西根据地的原计划，作出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定。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王稼祥同**议定由他出面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1月15日至17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召开。会上博古作了主报告，为其错误辩护。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张闻天根据他和**、王稼祥共同拟定的提纲，作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接着作长篇。他强调当前先要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指出博古的报告基本是不正确的，并批评李德主观、武断的军事指挥。他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今后正确的方向。他驳斥了博古在向大会报告中谈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等观点，用红军粉碎敌人第一、二、三、四次“围剿”的事实，说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军事指挥上和战略上犯了错误。他分析了“左”倾路线在各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指出博古和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强调这条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的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和拥护。王稼祥旗帜鲜明地支持**的意见，拥护由**来指挥红军。周恩来在中也全力推举由**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朱德、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等也先后，明确支持**。会议决定，增选**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开会分工，以**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不久，**中央决定，**担任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成立**、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行动。这样，遵义会议和会后中央组织机构的调整，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党的路线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从而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的亲自指挥下于1月20日前后陆续由遵义、桐梓地区向西前进。1月底，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地区，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准备在四川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现红军的意图后，乱了手脚，急忙调集大量兵力到川黔边境布防，严密封锁长江。**鉴于敌生了变化，北渡长江对红军极为不利，当机立断，决定暂缓北渡长江，指挥红军到川滇黔边的扎西（威信县城）地区集中。当敌军迫近扎西时，**率部杀回马枪，出其不意，挥戈东进，乘虚直插贵州。2月底红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他和周恩来等指挥红军进行遵义战役，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激励了部队的士气。遵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亲抵重庆督战，以堡垒战术与重点进攻结合的战法，采取南守北攻的方针，妄图压迫红军于遵义地区而歼灭之。**同周恩来等研究后决定，将计就计，故意部署红军徘徊于遵义地区，摆出决战架势，诱敌围集。待围追堵截之敌逐渐接近，包围圈尚未完全形成之际，**率领红军突然西进，3月中旬三渡赤水，再入川南，摆脱了强敌的合围。**却只派了小部队继续向西迷惑敌人，而同时率主力秘密神速向东，重返贵州，把敌人甩在川南，打乱了敌人聚歼红军于川南的计划。3月下旬，红军四渡赤水，把数十万敌人甩开，掉头南下，在敌军的间隙中穿插急进，直指乌江。除留九军团在乌江北岸迷惑与牵制敌人外，红军主力于3月底南渡乌江，小部队佯攻息烽，大军继续南下。4月上旬，**等为了进一步造成敌人判断失误，命令中央红军到达清水江西岸地区，采取声东击西，以少许兵力东渡清水江，并造浮桥伪装东渡。蒋介石又一次上当，急调重兵阻止红军东进。与此同时，红军主力则南下威逼贵阳。由于敌人在贵阳及其周围只有四个团，兵力单薄，使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惊恐万状，害怕红军直取贵阳，急忙抽调部队火速增援贵阳救驾，并调云南军队到贵阳附近防守。事前，**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不出他所料，云南敌军被调到贵阳附近。红军乘虚向云南疾进，前锋逼近昆明，迫敌将滇北守军调往昆明防守，这为红军北渡金沙江造成有利条件。5月上旬，中央红军全部巧渡金沙江，从而摆脱了追堵的几十万敌军，取得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央红军自遵义会议后近四个月转战，在**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下，实施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根据敌的变化适时变换作战方向，大踏步地前进，大范围地迂回，纵横驰骋于川滇黔地区，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声东击西，忽南忽北，迷惑调动敌人，争取自己主动，陷敌于被动，弄得敌人蒙头转向，疲于奔命，使蒋介石的“追剿”计划屡屡落空。**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被人们赞叹为“用兵真如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