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本在反华喧嚣中蓄势待发（1）

这是一座两层楼的建筑，红墙灰瓦，坐落于日本东京都市区的中心——银座的附近。银座是繁华而喧嚣的，而这里，则充满了肃穆、冷峻的气息，更透出几分诡谲，这就是日本的相官邸。

这一天，几辆轿车在相官邸的门前停定，身着夸张燕尾服的若礼次郎相，缓慢地走出相官邸。五年前，他曾担任日本相，现在，前度刘郎今又来，65岁的若再度组阁，这一次，若相的政治寿命又会有多长呢？

今天，相要去参加一个内阁会议。与许多颇为棘手的阁议相比，这次阁议的议题并不困难，因为日本政界与军方达成了共识。不久，阁议就做出了一项关于中村事件的决议：日本政府将视中国当局的调查结果如何再定对付方法，如中国“不迅速以诚意从事彻查，则日本军事当局与外交当局应会同决定对付行动”。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决议。此前，日本外务省虽已就所谓的中村事件多次照会中国外交部门，一次比一次强硬，但是，在内阁会议的决议中出现“日本军事当局与外交当局应会同决定”的词句，这是第一次，而把“军事当局”列在“外交当局”之前，也同样是意味深长的。

日本要做大文章——战争的气息已经从日本内阁的决议中透了出来。

那么，中村事件是怎样的原委呢？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洲”，这是日本大陆政策的核心。日本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的东北，存在着帝国巨大而特殊的利益。20世纪初，日本就因为在中国东北与俄国的利益冲突，不惜与俄国这个庞然大物一战。日本赌赢了，但显然并不满足，它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恩怨仇，就表明它还想在东北攫取更大的利益。

中村震太郎，1897年出生，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曾在贝加尔地区充当军事间谍，后来一直在中国班任侦察员。1931年，中村奉命到中国兴安岭南麓一带进行侦察。当时，日本是以苏联作为自己最大的假想敌的，并认为，如果两国生冲突，中国的兴安岭地区是战略要地。

5月下旬，中村一行三人，到达驻哈尔滨的日本特务机关———百武机关。百武特务机关早已按照密电，为中村备好所需经费、器材和中、日、俄文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另外，还为他配备了一名俄国向导米罗阔夫。

1931年6月初，中村一行到达齐齐哈尔朝日旅馆（日本间谍机关所在地），被告知由井杉延太郎充当中村执行任务的日籍向导。5天后，中村携米罗阔夫、井杉延太郎以及蒙古族向导留存宝，骑3匹蒙古马，带足干粮、器材，自齐齐哈尔市出，拟于7月上旬到达洮南府。约好由另一名日本特务片仓衷在那里接应，完成任务。

6月22日洮南日本领事馆收到中村自海拉尔来的一份电报，称“预计7月3日可到洮南”。片仓衷当即前去接应，但直到7月20日仍不见中村一行的踪影。

这时，日本特务机关还并不知道，十足的“小概率事件”在中村一行人的身上生了。

东北的兴安岭地区，中**备松弛，盗匪横行；蒙汉杂居，民族关系复杂，是日本策动“满**立”的重点地区。面对于此，张学良将军曾从关内调回部分东北军编成屯垦军驻扎兴安岭地区，加强对这一带的防务和控制。同时，照会日本领事馆，以地方不靖为由禁止日本人到该地区“旅行”。

当然，那些负有特殊使命的日本“旅行者”，是不会在意东北地方当局的所谓禁令的。装扮成中国人的中村一行四人，还是进入了兴安岭地区。可是，就在他们完成任务的返程途中，歪打误撞地与中国屯垦军第三团遭遇了。

7月的关外，已是日上三竿的时辰，却感受不到太阳的炙烤，东北屯垦军第三团一营的士兵，照常在驻地外道路边的开阔地上操练。这一天，团长关玉衡并不在团部，由团副董昆吾代理团长之职。突然，正在训练的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现，有四人自北向南骑马疾驰而过，形迹十分可疑，于是追回问话，但无论是用汉语提问还是用蒙古语提问，四人均不作答。陆于是向董报告。董复用日语询问，其中一人答话，承认自己是日本人，并取出名片一枚，上印“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和“中村震太郎”等字样。董遂向四人表示要施行检查，于是在他们的行囊里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并查出寒暑表、指北针、测图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这种手枪由日本人南部骐次郎设计，被中国人俗称为“王八盒子”，是日本军人的标志性武器，董团副一看便知。在中村等人的笔记中，清楚记载着“旅行”的意图、路线和搜集到的十分详尽的各种军事报。于是中村的间谍身份暴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