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驻日公使很是乐观（1）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政策已定。***现在，该轮到国民政府出牌了。

说到20世纪30年代前半的中日外交，就不能不提到蒋作宾这个名字。

从照片上看，蒋作宾有着一幅很福相的面庞。他不但是民国时期的政要，还是著名的居士。蒋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1905年即加入同盟会，是老资格的国民革命者。辛亥鼎革后，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陆军部次长，而当时的陆军部部长是黄兴。1929年，时任中国驻德公使的他，代表中国政府出席日内瓦国际联盟裁军会议，在会上，他一改国联多年只使用英、法两种语的惯例，庄严地用带着湖北口音的国语在讲坛上，引起外国舆论的称赞，汉语遂被定为国联正式使用的语种之一。

蒋作宾在欧洲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堪当重任的外交人才。1931年8月，蒋改任驻日本公使，一直到1935年底。此间，中日两国使节升格为大使级，蒋作宾成为任驻日大使。

蒋作宾在日本的四年，正是中日关系波诡云谲的四年。在这四年中，包括日本政府在内的中日双方政府所有的和平努力，都归于破产，中日两国最终走上了战争之路。国民政府始终都想回避与日本的战争，因为它既没有与日作战的实力，更没有与日作战的勇气和胆识。所以，争取最后一丝希望以避免战争，就是国民政府赋予蒋作宾的艰难使命。

9月9日，新任驻日公使的蒋作宾离开上海前往东京赴任。当时，中国人去日本基本上都是乘船从上海出，途经汉城到达日本，得半个月到20天。可是，肩负重要使命的蒋作宾，却没有从海陆径直东行，而是一路北上，在天津港登陆后来到北平，会晤时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会晤，而是因为“日本对满蒙问题有急进态势”，蒋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要向对东北局势最有权的少帅问策。

此前，张学良对东北时局以及中日关系已多次表明过自己的态度。早在7月6日，张学良在给东北政务委员会的电报中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本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这封电文表达了三个意思：第一，东北局势危急，战争一触即；第二，我们打不过日本，战争结果只能是对我更加不利；第三，为今之计，只有力避冲突，在国际公法的架构内解决问题。显然，张学良认为尽管局势严重，但还有通过外交手段转身腾挪的空间。

张学良的态度是有代表性的。7月1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表示“此未对日作战之时”，13日，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也在致张学良的电报中，以一个老国民党的身份说道：“中央现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

显然，国民政府的要员们并没有对日本内阁在前一天的决议产生起码的警觉。

乐观使人心释然。听了张学良的看法，蒋作宾似乎觉得轻松了一些。

三天后，在与北平的记者们见面时，蒋作宾面带笑容地向焦虑的记者们说道：在我们南方，对中村事件似乎没有你们北方传得那么邪乎，你们要注意舆论导向哦！并表示中村事件是完全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中央对此亦无须做出任何特殊的训令，只待本人到日本后，当可迅速解决，事态决不致扩大。

此后，蒋作宾又逶迤北上，取道东北和朝鲜去日本。沿途，他不断与驻当地的日本外交和政商人士会谈，作了一路的调查研究。他所得到的信息是，所有人都以为目前局势堪忧，希望早日解决悬案，以免为日本军方激烈派有所借口。不料，蒋刚到汉城，就传来事变的消息。

寄希望于外交努力而力避冲突，这是当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底牌。但这张底牌还没有打出来，就已注定要输掉牌局了。

1931年底，若相因为“摆不平”由九一八事变而引的危机而黯然去职。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以《不听从命令的军队》为题，对事变后日本军队对内阁的决定置若罔闻诉苦道：“内阁部长制定出关于不扩大事态的方针，交陆军大臣将此方针下达给满洲军，但满洲军却仍不停止前进。”可诉苦归诉苦，后来日本内阁不但“追认”了日军未经批准的军事行动，还连“不法”军事行动所需的军费也一并批准了。军队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后再由内阁来“补盖公章”对这种日本对外政策的实际操作模式缺乏必要的认知，正是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致命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