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二延安在召唤（2）

**对这次谈话非常重视，因为这是他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新形势下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中国**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最新主张。***特别是在社会各界对**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四项要求和五项保证产生了种种善意误解和故意歪曲的况下，进行适当的解释和辩驳，就显得十分必要。**除了将此次谈话记录的整理稿在1937年3月16日、19日、23日、26日、29日和4月3日的《新中华报》上连载之外，还于3月10日和3月29日分别致信斯诺和范长江，指出：\"我同史沫得列（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斯诺收到**的这封信后，随即将这篇谈话交给正在编印《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的王福时，将该文作为该书的第七篇，于当月在北平出版印行。

**在延安接待的第二位美国朋友，是受史沫特莱的一封信的鼓励而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维克多·基恩。他于1937年春天偷越西安附近的边界哨卡，到延安逗留了十天。基恩在会见了**之后，认为毛是中国革命的伏尔泰，是一位思想深邃、才智逸群的卓越人物。给他印象最深的是**等对**理想的献身精神。

继基恩之后到延安的厄尔·利夫和王炳南的德籍妻子王安娜，也是因为受到史沫特莱的鼓动而来的。王安娜是德国的哲学博士，从1931年起，她积极参加了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运动，曾两次被捕。1935年同在德国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人王炳南结婚，1936年2月随丈夫回到中国。厄尔·利夫是美国有名的摄影师、合众国际社的记者，他于1937年3月初来到西安，试图从这里前往陕北的\"红色麦加\"。他的愿望与在西安接到史沫特莱来信的王安娜不谋而合，于是他们结伴而行。

仅在延安逗留了一天，就使厄尔·利夫改变了中国**人可能是土匪的认识。他现**人令人愉快地不拘礼节，他们奉行的是所有人不论男女和职务高低完全平等的原则。延安还使他想起了童子军夏令营，“这里有许多工作要做，许多知识要学，不允许懒汉存在，但是也有足够的时间去玩。”**也令厄尔·利夫折服，他被毛文雅的举止、会笑的眼睛、丰富的幽默、直爽的谈吐和民主的作风所深深地吸引。他认为：“**决非**的盲目信徒。他能够同任何人长谈到深夜，所涉及的问题小到唇膏，大至列宁主义，显示出对世界和时事的广博知识。”

和利夫不同，大概是由于王炳南这层关系，**同王安娜的谈话更放得开些。出于对哲学的共同爱好，他们谈到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和罗素的著作，谈到红军的游击战战略战术，谈到统一战线问题，甚至像说笑话样谈到人种问题。毛问她和王炳南的儿子头、眼睛、肤色的况，当得知与中国人一般时，**不无得意地说：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地说，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像比你们强呢！**给这位德国妇女的印象是：他的谈是农民与学者、普通常识与高度智慧的综合。这个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穿着满是皱褶制服的人，他具有一种难以状的风度，显示出威严，使人感到他是一个番茄的人物。王安娜不是一名记者，没有采访的任务；她也不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或官员，因此，她没有详细记录和分析**领导人谈话的内容。她对**等人的看法是自然感的流露。她自己后来这样写道：\"我和他们一起同甘共苦，既承受过战争的苦难，也分享过和平的欢乐\"。\"我就在中国人的近旁，近得可以清晰地听到他们对于压迫、苦难、屈辱的愤怒和反抗呼声。\"

民主是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

**在延安接待的第三批外国朋友是斯诺的夫人——尼姆·韦尔斯（即海伦·斯诺，在与斯诺结婚前叫海伦·福斯特），她是经**亲自批准进入延安的。早在1936年9月，斯诺尚未离开苏区时，尼姆就曾赶到西安，试图与其丈夫会合。当时西安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为了不引起国民党特务对斯诺的注意，她不愿地离开西安返回北平的住所。翌年4月，为了给斯诺的写作补充新的材料，为了了解中国**在西安事变后对时局的最新主张，尼姆毅然踏上西去的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