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二延安在召唤（1）

斯诺关于中国苏区和**的新闻报道，犹如一声雄壮激昂的号音，将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严重偏见和层层疑云撕开了一道裂缝，绽放出一片晴朗的新天地。到中国苏区去，采访那里的“独家新闻”，一时间成了在华的外国学者和各新闻机构最热门的话题。斯诺的报道甚至也影响了剧中人本身。通过与斯诺的接触，**和中国**的领袖们相信，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西方记者，他们对中国现实政治所持的态度也可能是客观的。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为了提高中国**人的国际形象，为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为了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张开双臂，随时准备欢迎一切支持或同中国抗日事业的外国人士，苏区政府对西方的记者、学者、外交官都采取了开放的态度。加上这个时期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统一战线关系的进一步密切，通往苏区的通道更加畅通了，于是，一批批的外国人士前往中国苏区\"探险\"。和斯诺不同，这些后来者不是在保安而是在延安受到**的接待的。

延安，这个中国西北的塞上古城，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作为中国**的府（红色都）而再次闻名于世。红军长征到陕北时，这里为东北军张学良部所据。西安事变后，东北军与红军换防，把延安让给了红军。1936年至1937年岁序更新之际，**中央机关和红军大学以及一部分警备部队迁移到延安。有一陕北民歌唱道：\"**在延安十三年，窑洞的灯火映红了天\"。严格地讲，**在延安的时间不是十三年而是十年。**1935年10月到陕北，起初是在保安的瓦窑堡等地。1937年1月10日，他离开保安，13日抵达延安。在那里一住就是十年，直到1947年3月18日胡宗南进攻延安才撤离。撤离延安后，他又在陕北转战一年，1948年4月才东渡黄河正式离开陕北。

《西安事变与中日战争》

**在延安接待的第一位外国朋友是美国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是一个不平凡的女性。她在幼年时代对贫困生活有深刻的体验。她写的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感动了大批的读者。幼年时的冷酷生活使她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抗精神。她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妨碍她自由展的一切，不能容忍压制，憎恶虚伪和不纯。1928年，她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记者被派到中国，很快，她便被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事业所吸引，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全力支持中国的革命斗争。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史沫特莱是在西安的唯一美国记者，目睹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1937年1月12日，她搭乘一辆开往延安的军用车辆到达延安。在她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便在他的窑洞里会见了她。从那时候起到9月份她离开延安，**多次与史沫特莱在各种场合会晤。在史沫特莱眼里，**穿着一件带补丁的大衣，个子瘦高，前额宽阔而突出，具有风流倜傥的气质，总是流露出个性刚强、睥睨一切、当机立断的性格。她这样评论**：\"每一个其他的**领袖都可以和另一个民族，或另一个时代的某个人相比，但是**无与伦比。有人说，这因为他是个纯粹的中国人，从未出国游历留学。无论是彭德怀、贺龙、**，或是其他红军将领，也都不曾出国，然而他们都可以在别的国家找到他们的对应人物。**以理论家闻名。但是他的理论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战场经验。大多数中国**人都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语思考问题，有些人以能够引述他们著作中的章句，或是就这些章句表三四个小时的长篇大论而自豪。**也能，但他难得有这样的打算。他在抗大讲课，或是在群众大会上演说，像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的现实生活和以往历史为根据。千百名涌入延安的学生，已经习惯于仅仅从苏联或是德国以及其他国家少数作家的著作中汲取精神营养。然而**对他们谈论他们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他们本国的历史和文学。他引述《红楼梦》和《水浒》这一类的小说典故。他熟悉古代诗人，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个合格的诗人。他的诗有古代大师作品的质量，但是流注其中的是清晰可辨的对于社会祸福和个人悲欢的深思\"。\"他的幽默因含有讥诮而显得冷峻，仿佛来源于精神孤高而深邃的洞穴。我的印象是，他的灵魂里有一扇从不向任何人敞开的门。\"史沫特莱用她那作家的笔触，描绘和记录的是**的性格和精神风貌。而**用那么多的时间同史沫特莱交谈，则绝不是要显现他个人的魅力和才华。虽然他曾向她谈论了文学和诗歌，向她询问了\"成堆\"的关于外部世界的问题，但**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史沫特莱向外介绍中国**对于时局的看法，介绍红军和苏区的况。大概是因为史沫特莱是在亲身经历了西安事变以后到延安的，1937年3月1日，**特地在延安凤凰山住地同她进行了题为《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的长谈。**向她指出：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等国同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保持善意中立。我们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民族的，这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有人说**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倡导的民族战线，这种民族战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得多。史沫特莱问：是否可以认为中国**为建立民族战线、放弃阶级斗争，而变成民族主义者了呢**答道：**人决不将自己的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主张从两个方面努力，适当地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现在提出的这些政策，没有问题是带有爱国主义性质的。有人说**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这是极糊涂的话。中国**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在回答如果没有国际援助，中国能否支持战争的财政经济负担时，**说，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但是我们正在寻找友军，中国决不能孤立。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在回答中日战争的前途问题时，**说，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权的崩溃。中国人应该有战胜日本的自信心。在回答外面传说中国**的现行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的问题时，**指出：没有疑义的，**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的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业已开始了他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做这种开始转变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