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引言：“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目的”（3）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与共产国际有不同意见，但他对共产国际的一些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指示还是坚决执行的。***同时，由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大多是以**中央的命令下达的，对其中一些不恰当的意见，**在向上反映不同意见而不被接受的况下，也是执行的。有的论者在其论著中，把**和共产国际简单地对立起来看问题。他们或是用**攻打中心城市的行来证实**也是主张\"城市中心论\"的；或是用共产国际的一些表扬、肯定**的文电而否认**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逐渐形成的原则分歧，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始终是支持**的。这样一来，**后来关于共产国际错误干涉中国革命的指责和压制、排挤他的说法，就成了无稽之谈和无病呻吟了。这种观点是很片面的。事实上，在这个时期虽然中国**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种隶属关系没有变，但由于受形势所迫，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只能在莫斯科或是在上海的亭子间指导中国革命，其指令不可能不出现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相脱节的况。而**却始终战斗在创建红军和开辟革命根据地的第一线，他所摸索出来的经验和概括出的理论自然更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因此，尽管共产国际和**在中国革命的总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革命每一个阶段或某一个时期的方针路线政策，以及措施手段等方面的分歧也就势所难免。可悲的是，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当时还都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要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地去完成，共产国际把指导中国革命看做是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的领袖们也真诚地拥护共产国际的领导。特别是把握党的领导权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他们把任何偏离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革命经验的行为，都看做是离经叛道。所以，坚持自己正确主张的**受到带有宗派主义绪的左倾领导人的压制和打击，也是在所难免的。

1931年1月，以王明为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开始了对全党的统治。他们向各革命根据地派出灌输其主张的\"钦差大臣\"。4月，他们派出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下车伊始，就指责以**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前委和以**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上，他们又指责**制定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是所谓\"富农路线\"，犯了\"向地主豪绅及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指责**使红军还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了阵地战\"。会议排斥了**对红军的直接领导，派他去做政府工作。**对这些不公正的指责坦然处之，他出席了11月7日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主持中央临时政府日常工作的同时，他不顾排挤，仍然关心着红军的建设和展。1932年10月，在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宁都会议上，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攻击**在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提出的\"扩大与加强红军，展与巩固革命根据地，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做好准备\"，是所谓\"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错误，是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会议撤销了他的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职务。**没有因此而消沉，他在全身心地投入中央临时政府工作的同时，仍然密切关注着第五次反\"围剿\"战局的展。他又曾经几次向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即奥托·布劳恩）提出扭转局面的积极建议。**主张把红军的主力开到苏、浙、皖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打击敌人的后方，迫使其后撤，以粉碎其\"围剿\"。但是，他的建议都遭到拒绝。**能够指挥他那支原来并不被人们看重的农民武装粉碎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国民党正规军一次次\"围剿\"，却无法说服党内那些视共产国际决议为神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改变其错误指挥。眼见亲手创建的红军在强敌的进攻下受挫而锐减，苦心经营的苏区在一块块丧失，**的心是沉痛和孤独的。有材料说，不见容于共产国际顾问及其操纵的左倾领导者的**，差一点儿没有被列入长征者名单。如果他真的未能随主力红军长征，而是像其弟弟毛泽覃那样留下打游击最后壮烈牺牲，那么，中国的历史就不知该是个什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