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引言：“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目的”（6）

1936年7月23日，季米托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批评中国**过去在对待南京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政治方针是错误的。***根据他的，8月15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央书记处，强调决不能同时既反对日本侵略者又反对蒋介石，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整个蒋介石的军队都是日本的同盟者。**和**中央据此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况，制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先后出了《中国**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和《**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这表明共产国际的指示对**进一步修正政策，促进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这只是反映了一方面的况。另一方面，共产国际的指示所以能够为**中央和**所接受，并产生积极的效果，或者说能够形成共鸣，这是与**和**中央已经独立自主地在国内探索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分不开。

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表后，国共两党中央先后通过四条渠道探讨合作抗日的可能性。除蒋介石派驻苏联使馆武官邓文仪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外，其余三条渠道都在国内。1936年2月2日，受宋庆龄、宋子文委托前往陕北的董健吾，和受上海地下党委派来汇报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等谈判况的张子华，一同抵达瓦窑堡，带来了蒋介石亦有和红军妥协共同抗日倾向的信息。这印证了**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他事后指出：\"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2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3月4日，**更明确地转告董健吾：\"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和明智的表现，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等五项具体意见。4月9日，在东征前线的**又和彭德怀联名致张闻天，重申\"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讨日令。\"5月5日，**在著名的回师通电中正式放弃\"反蒋\"口号，提出\"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人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此后，在接到共产国际最新指示以后，**对这个问题提得更明确、更具体了。他\"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和主要的对手\"，\"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8月25日，他亲自起草了《中国**致中国国民党书》，建议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

**不仅在共产国际关于改变\"抗日反蒋\"并提的指示下达之前，已经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对争取蒋介石集团合作抗日有认识和准备，而且在实践上也已经采取了一整套的措施和行动。他一方面在全党和全军中广泛地开展了统一战线思想的教育，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肃清了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号召全党都去做统一战线工作；另一方面他也不是一味地、无条件地求和，他指挥红军坚决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打破了蒋介石消灭红军和用军事力量压迫**同意其收编红军的幻想。与此同时，**既领导全党为广泛建立下层统一战线而积极努力，又以很大的精力亲自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他多次致信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宋庆龄、蔡元培等爱国领袖和国民党左派表达对他们爱国行动的敬佩和赞赏；他广泛联系地方实力派，如西北军的杨虎城、东北军的张学良，两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西康的刘文辉，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华北的宋哲元，云南的龙云，以及失势的冯玉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争取他们对中国抗日的同和支持，同时，也给蒋介石以外部的压力。他还直接致信、电给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和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邵力子、宋子文、孙科、于右任、陈立夫、覃振和胡宗南、王均、汤恩伯、陈诚、贺耀祖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并通过他们影响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