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引言：“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目的”（7）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理论上的明确认识和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准备，在西安事变生后，中国**人不可能置十年血海深仇于不顾，毅然作出和平解决事变的决策；冯玉祥、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和李宗仁、刘湘、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就不会声援西安事变；在南京的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和蒋介石的亲信大员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也不可能抵制亲日派讨伐西安的叫嚣；张学良和杨虎城也不会有西安兵谏的壮举；更不可能有以西安事变为转折点的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出现。

1935年的遵义会议实际确立了**在中国**内的领袖地位；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则使得**具有了在国内公开活动的合法权力；由于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又使得**有机会以中国**领袖身份出现在世界外交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