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6.十一烈士暮年（一）（21）

对知识分子，主要是实行“再教育”。1968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一文中说：“因为过去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现在受的是无产阶级再一次教育，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现在则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改变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再教育的内容。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则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径。”10天后的《人民日报》公布了**的意见：“从旧学校中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显而易见，这种“再教育”同党和**本人一贯倡导的“知识分子同工农兵相结合”、“知识青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方针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建立于对知识分子状况错误估计的基础上，是对待知识分子“左”倾方针的具体表现。尽管**一再强调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12］但在“教育革命”之中的知识分子，实际上被放到了被革命、被改造的地位上。在《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一文中，就把“文革”前清华大学的大多数教师说成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或“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对他们要进行“再教育”，“从思想上、政治上解决恨谁、爱谁、跟谁走的问题”。文章还把全校各级干部都说成是“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强迫他们“承认错误”，才“给予适当的工作”。

“教育革命”是“文革”最早难的领域。**关于“教育革命”的思想是其“左”倾理论中最富想象力的部分。不仅在教育指导思想、教育体制、教学原则上，而且在教学方法上，招生考试等方面都有大胆改革现实的主张。但其中大部分又都是充满偏激绪的。在**等的推波助澜下，这些主张在理论与实践上甚至展到荒唐的地步，其错误影响深远，后果十分严重。

“斗、批、改”。作为“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文革”“左”的方针下的产物，是为继续“文革”一整套错误服务的。因此，这一运动的进行，并未消除和缓解“文革”的动乱，反而制造出新的动乱因素。“斗、批、改”否定建国以后十七年大量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成就。否定了十七年，实际上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人民在各行各业取得的诸多建设成就。这是无法解脱的矛盾。加之又有**、康生、**等人的干扰破坏，虽然从动乱程度上看，比“文革”初期要好一些，但从总体上来看，是展了“左”的错误。通过“斗、批、改”，使“左”倾思想进一步渗透到各行各业各方面中去，加深了“左”倾思想对人们的控制和影响，因而也就不能达到胜利地结束“文革”的目的。

1969年4月1日，**主持召开**九大，他虽然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13］但事实上，九大只是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并且使**、**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进入中央政治局，为他们下一步的反党乱军活动，创造了组织上的条件。

**九大期间，**在接见九大大组召集人时指出，落实政策还要一年左右。按这个预计，“文革”在1970年4月结束或基本结束。但这一时间安排，后来由于**一伙加紧反党篡权活动而被打乱。

**一伙所以能攫取党和国家的重要权力，除去他们的政治欺骗外，主要是得到**的信任和支持。这是**晚年的重大失误之一。随着“文革”的深入和展，**对**等人的活动逐渐有所警觉。特别是在**九届二中全会及其以后，**对他们有了本质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