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9.十一烈士暮年（一）（24）

全会同意**的意见，揭和批判了陈伯达。***在分组会议上表错误论的吴法宪等人，在全会上也受到批评。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议上，**就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表重要讲话。**在讲到高级干部读马、列几本书的问题时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指陈伯达）就搬出什么第三版（指陈伯达编的《恩格斯、列宁、**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收了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德文第三版写的序中的话）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时，**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就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最后，**在讲到党内外团结问题时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些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你晓得，世界上有这些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才干得好。”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进一步采取一些措施，以解决**集团的问题。先在党的领导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这个运动是**在庐山会议上洞察**等人的企图之后，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1970年12月6日，**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小组的决定》。由康生任组长，**、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任组员。其目的在于削弱**集团在党内的力量。12月18日，**在接见美国友人斯诺时说“四个伟大”讨嫌！“四个伟大”是陈伯达和**共同提出来的，这显然也是在批评**。

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根据**的指示，在华北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兼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因当时误认为北京军区的负责人李雪峰、郑维山是**集团的人）。3月中旬，**几次在军委办事组一些成员的检讨报告上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要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针对他们对自己错误的狡辩，他批驳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对黄、吴、叶、李、邱（均为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盯得很紧。4月15日，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周恩来代表**中央在会上做总结时指出：黄、吴、叶、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陈伯达的反九大路线上去了，希望他们按照**的指示，实现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错误。后来，**在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的南巡讲话中谈道：“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甩石头”就是在一些文件、材料上加上批语；“掺沙子”即在**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组中增加成员；“挖墙角”即改组北京军区。

当时，**采取稳住**的策略，没有直接触及**，但**心里非常清楚，批陈，实质上就是批林。因此，**反革命集团决定改变夺权的方式，变文夺为武夺，搞武装政变。制定《“571工程”纪要》是**动武装政变的重要步骤。1970年10月，**之子林立果，把空军的一些帮派骨干分子组成所谓的“联合舰队”，作为动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1971年3月21日，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上海的秘密据点密谋。他们分析了形势，认为**的“接班”有三种可能：一是**“和平接班”，二是**“被人抢班”，三是**“提前接班”。面对三种可能，可有以下两个办法：一是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长”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二是直接谋害**。林立果要他们按“提前接班”的办法办。3月22日，**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纲领制定出来了。它的代号是“571工程”（武装起义的谐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