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粉我师友（下）（6）

默默者启良

在我的印象里，韦启良老师的嗓门从来就没有高过，哪怕是在没有扩音器的大礼堂里讲《学习郭沫若、纪念郭沫若和研究郭沫若》，他的声音也不高，但却字字清晰，句句准确，把整个礼堂安静得可以听到落地的针响。是什么使他的低声具有这么大的魔力？最最关键的一点，恐怕就是他不说废话。两个小时的讲座不说几句废话，再博学、再理智、再缜密的人都很难做到，但是启良老师却做到了。在河池师专（今河池学院）求学的那几年，我除了听他正儿八经地讲课，还趁机跟他聊天，他的话不多，却很受用，废话的比例不会超过百分之三十，仿佛是为了节约能源。

后来，我被分配到家乡做高中语文老师，常常揣摸他的讲课方法，觉他除了学问扎实，表达准确之外，还是一个心理学家。他绝对知道学生们想听什么，愿意听什么，在他的观点后面总吊着一个大大的麻袋，麻袋里装的全是精彩的材料和细节。讲茹志鹃的《百合花》时他会告诉我们，这位女作家在行军途中什么行李都可以丢下，唯独背包里那本《战争与和平》不准丢。我们到环江县城实习，对这个曾经炮制过“亩产十三万斤”稻谷的地方充满好奇，却苦于不知实，他去探班时就告诉我们这块“放过卫星”的稻田在哪里，“亩产十三万斤”是怎么来的？这种不经意的跑题或者故意的开小差，扩大了他讲课的边界，吊足了听者的胃口。能背出心理学概念的人不一定是真正的心理学家，而真正的心理学家是那些目光犀利、推己及人，敢于用全部身心去体察人世态者。启良老师就像温度计，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能敏感地捕捉到世态的炎凉。正是这种能力使他的讲课无人不服，使他在讲课之余还能写出《现代名人母亲》和《大学校长列传》这么好读而又耐读的著作。如果要给他的才能排序，那他先应该是心理学家，然后才是教育家和作家。

从1982年我成为他的学生那天起，一直都没看见他胖起来过，就是在他当了河池师专校长的那几年，也没见他胖，身体还是那么单薄，走路仍是那么轻慢，说话还是那么和气。曾经，我试探性地问他对某某人的看法，从他嘴里冒出来的全是夸赞的辞，这使我大为吃惊，因为这个人的人格层次并不高。但是后来慢慢深思，才觉他从不攻击别人的弱点，反而能从一无是处之处看到别人的优秀。同样，他也很少表扬别人，我就从来没听他表扬过他培养出来的厅级、处级干部，而冷不丁地会说一两句某某县或者某某乡的某某人语文课上得生动，这么好的老师改行了实在可惜。他是真的惋惜，根本不考虑这个老师改行之后收入的提高，待遇的好转。他这种不亢不卑，绝不以政治和经济地位评价人的态度，就是到了21世纪也不改变。

曾经他被打成“右派”，我问他当时的心理感受。他说有一次站在屋顶砌房梁，看见远处一列客车鸣笛经过，而自己与那列客车却毫无关系，这就是做“右派”的感觉，仿佛这个世界与他无关。十年前，他得了肺癌，手术之后他以更为平和的心态活了十年。这十年的感觉我没敢问他，但可以肯定他“局外人”的心态比做“右派”时更为强烈。

1986年夏天，他在《河池日报》分别以《青山桃李忆念斯人》、《学者死于讲座》深地忆念阮儒骚和黄振宇两位老师，为失去这么优秀的同行痛惜落泪。那年的6月11日我在《河池日报》红水河副刊表了对这两篇文章的评论，说道“与文人交往的好处是在你死的时候，有人为你立传。”现在，为教师们立传的启良老师悄悄地走了，怀念的任务就落到了我辈身上。为了当年的那一句诺，我含泪写下这篇文章，以此纪念恩师启良。

他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人

我一直以为唐远志会成为一个小说家。那时候，他还在大学读书，我在《河池日报》副刊做编辑。他写了一大堆小说并以师弟的名义寄给我。现在已经回忆不起他所写的内容，却记住了他翩翩起舞的文字。那些文字有特别的顺序，有写者对它的崇拜与热爱，和报纸语不同，是诗意的、天然的，或者说是有意境的。因为文学的原因，我和他一直保持着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