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粉我师友（下）（5）

一个五十出头的人还抓拳撸袖为一本文学杂志拼命，用今天的价值观念来衡量肯定有好多的想不通。***但仔细一琢磨，只能说他对文学已经上瘾。何锐先生是1979年调到《山花》杂志做诗歌及理论编辑的，从做编辑到当主编中间足足有15年的时间。这15年既是中国文学的、也是他人生的黄金岁月。其间有那么十年，随便翻开报刊上的“征婚广告”，即便以字数收费，你也会看见寥寥数语中写着“热爱文学”。可惜那样的文学行没能坚持下来，就像当时的股市忽地就熊了。因此，好多地方文学刊物的负责人一见面不再是问“吃了没”，而是问“杂志亏没亏”，彼此一握手立刻就摇头，说：“如果你想害一个人的话，那就让他（她）去当文学杂志的主编。”对于一个既把青春献给了文学，又见证过文学辉煌的人来说，碰上这样的困局绝对是心有不甘的。因此，他要用自己的行动，用一本杂志来挽救文学，至少是局部地挽救。

《山花》上的栏目越来越多，什么“联网四重奏”，什么“三叶草”等，有的是何锐先生拍着脑袋想出来的，有的则是作家们出的主意，反正总之，何锐先生广交朋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迅速团结了一批青年作家和评论家，竭尽全力推出新人，一些被主流刊物排斥的作者在这里第一次亮相，一些从来没有被评论家提及的作者在这里获得次专论，本人就是他关注的对象之一。当时《山花》有一个栏目，既作者的小说又配评论家对该作者的评论，在我连一本专集都还没出的况下，他联系了南京的邵健先生为我写专论。我复印了厚厚一沓表过的小说寄往南京，十天之后，那些破袋而出的复印品被几根绳子系着，又回到了我的办公桌，原因是收信人地址已经被复印品磨破。掂着那沓净重两公斤的小说，我的心里不由一动，被何锐先生的热踏踏实实地感动了一把。后来，邵健先生写了一篇《存在之境》在《山花》上，那是次有人对我的小说进行全面评价。当然，享有这种待遇的作者远远不止我一人，还有许多当时刚刚冒头的新锐。十年之后，历史已经证明，凡是何锐先生当年竭力推荐的作者，现在都还争气，大部分人都成了中国创作的主力军，如果要开列名字，那会是长长的一大串。

公正地讲，任何一个作家的成功都不是靠某本杂志培养出来的，我也不能为了抬高何锐先生而忽略作家本人的劳动。好在他也没有自我吹嘘培养了谁谁谁，只是默默地或现新人，或为即将出名的作者推波助澜，所以他把现大作家当做自己做编辑的格。这相当于赌博，愿望不等于事实。但是，每天要面对那么多稿件那么多作者，如果他不给自己附加一个意义，那工作将极其乏味。所以，现就成了何锐先生的快乐，每当现一个新人或者一篇好作品，他都会欣喜并且电告远方文友，让大家一同分享。他对自己的判断充满自信，作家们投给《山花》的第一篇稿件他基本从宽处理，但是从第二篇开始他就从严了，如果他不喜欢，就是名作家也会接到修改建议，甚至是退稿。但是作家们并不生气，都知道何锐先生是个特别认真的人，有时还固执得可爱。他有他的文学观，你可以不赞成，但绝对不会讨厌。

1996年，他到南宁开会，我见到了他，第一印象就是瘦。十年后，我去贵州都匀开笔会，第二次跟他相遇，瘦还是他的特点，这跟他办的杂志成反比。《山花》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已经被文学圈彻底认可，其作品质量一直稳定，杂志也越来越厚。可是何锐先生就是没胖起来，那些跟着他干活的编辑都说“他太操心了！”接管《山花》13年，他没有开过任何小差，必称杂志，行必为杂志，如果把他前面当编辑的时间一起加上，那可是整整28年，就是爱也不一定经得起这么久的考验，但是他却做到了对一本杂志的绝对钟，用生死与共来形容他和《山花》的关系都不过分。他用《山花》证明：即使是在边远的外省，哪怕主编说不好普通话，同样可以办出文学的核心刊物！这是让他最自豪的地方，另一个自豪就是他拥有一万多册藏书。十几年来，他为杂志拉了几百万元的赞助，自己却不拿一分提成，仍然过着那种让人尊重的清贫的生活。如果要我选一个无私的典型，我肯定投他一票。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文学赖以生存和传存的力量，并坚信一个好编辑对文学的贡献胜过一百个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