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粉我师友（下）（4）

当然，她还是一个才女，看看她写的文章点评和跟作家们的对话，你就知道她掐住了作品的关键，就像捏住了蛇的七寸。***有了这种擒蛇的本领，她才敢约无名小卒的稿件，而不像有的编辑什么险也冒，专约既没有缺点也没有优点的名家三流之作。当然，她还是看字看得最多的人之一，哪怕是国庆节值班也还左手《史记》右手金庸。文学作品看多了，似乎再也不能让她过瘾了，于是，几年前她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读法律，还弄到了一个什么学位。毕业后，她天天盼着打官司，相当渴望试试自己的刀锋。偏偏她的人缘关系好，又不抄袭又不诽谤，所以官司一直没碰上，这身本领就像十口之家住八平方米那样施展不开。去年，巴金老人不幸逝世，《收获》为了纪念巴老，仍然把他署名为主编，就有人起诉《收获》，说是欺骗读者。钟红明摩拳擦掌，终于有了一展业余所学的机会，代表《收获》出庭。一审《收获》胜诉，但对方不服，又上诉，法院二审。钟红明在庭辩结束之后，给我一短信（这次可能是真按错键了），说原以为打官司都在法律和逻辑之中，没想到对方说的全不要逻辑，这官司即使能赢也受了一肚子的“不逻辑”气。她终于碰上了比文学更复杂、更荒诞、更魔幻的现实。有了这样的经历，再回头看文学作品的时候，她会不会更苛刻呢？现在好多小说写得都像童话，和现实一点儿都不搭界。如果她用现实的生动来要求小说，那好多作者恐怕就要遭遇退稿。

我从第一次给钟红明投稿至今，已有了14个年头。14年里我只见过她4次，平均每3。5年见一次，都是在会上，都很匆忙，说的都是报纸上的话，如果不是佩服她、尊重她、感谢她，那我还真的写不了这么多字。

他让《山花》更烂漫

——何锐先生印象

认识何锐先生是从他的声音开始的，就像王熙凤在《红楼梦》里的出场，但何锐先生的声音没有那么“银铃”，是男低音，短促而模糊，除了南方人的n、l不分zh、z不分，还伴随着长久的停顿，经常在我耳朵竖起的时刻忽地断线。所以我常跟凡一平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何主编说普通话。”

这只是一个玩笑，我们苛求他普通话的水平，实在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在中国这座敞开的语大学里，我跟何先生同属“西南官话”系。有时候，他说着说着忽地就蹦出一个词，让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冷不丁地就回到了童年，比如用钱的时候他会说“惜倒用”，约稿的时候他会说“写一个”，而不是“写一篇”。他的方就是我的乡音，听起来近，舒服。

大约是1995年春天，我收到了改版后的《山花》杂志，很雅的封面，很新锐的作家阵容，但是把整本杂志读完，我也没看到一句西南方，甚至也没在上面找到西南作家的名字。一个说方的人在接管《山花》之后，任务的第一条就是去方化，把所有的版面全部让给了中国的名家和准名家，让我一下就看出了主办者的野心，那就是想把《山花》办成全国的文学杂志！从来，文学除了论资排辈也讲地理优势，稍有名气的作家要不是威逼利诱，是很难把稿件投给边缘刊物的，而难就难在每一个试图冲破地方的刊物，先就得拿到名家的稿件。

何锐先生是怎么拿到名家稿件的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当时愿意把稿件投给《山花》，是因为《山花》的是双稿酬：一份由编辑部寄出，另一份则由协办方贵阳卷烟厂给。在纯文学作品稿费普遍偏低的况下，这样的双稿酬确实能刺激作家们的神经。为此，何锐先生没少喝酒。别的主编一上任便搞栏目策划、刊物营销，但何主编一上任却是学习喝酒，把自己严重的胃病忘得一干二净。只要一听到某个企业对文学有哪怕芝麻那么大一点儿兴趣，他就直奔经理办公室谈文学，称兄道弟地喝。好几次他都把自己喝趴下了，以为能拿到办刊的赞助费，却没想到那只是企业例行公事的接待，根本没把文学当亲戚。直到遇上贵阳卷烟厂的陈迅，何锐先生才算真正找到了知音。陈迅厂长没跟他喝一杯酒就答应协办《山花》，并承诺只要刊物办出了名，经费便逐年递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