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粉我师友（下）（3）

终点又回到起点，许多人到现在才明白。***

她像跟踪杀人犯一样跟踪稿件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收获》的编辑钟红明长什么模样，什么血型什么爱好、是否党团员？（其实现在也不知），只听说她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挺负责的，于是就大起胆子鼓起勇气，像寄书一样把稿子寄给她。十几年前的文学编辑可是一份很牛叉的职业，而像《收获》这样大刊的编辑那就是牛叉中的牛叉。所以，我把稿件塞进邮筒之后就没抱任何希望，甚至已经作好了接收退稿的准备。没想到，小说竟然表了，还额外收到钟红明的来信，说主编李小林也喜欢《没有语的生活》。这是多么深刻的鼓励！我恨不得立即请她请饭、喝酒。

可是，十几年过去了，我也没机会请她吃喝。原因是见她一次太难，有时在会上碰到，她被别人包围，根本轮不到我买单。她也曾来广西参加“三剑客”研讨会，但那是主办单位做东，我也把钱省下了。像我这种农民出身的，百分之百地继承了母亲的感恩传统，就懂得请人吃饭。而钟红明偏偏又不以吃喝为乐，怎么办呢？我总不至于请她桑拿吧？因此，我一直欠着她的，偶尔见面就像杨白劳见了黄世仁，心里一点儿也不踏实。好在，她并不计较，她压根儿就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主，不像有的编辑，还没表你的作品就先告诉你这个作品如何如何难上，如果没有他（她）的努力就没你这个作品的前途……更不会因为表了你的作品，就给你跟她套近乎的机会，她还是她，你还是你，千万别借一篇作品就想把她弄成你的亲戚，下一篇如果写不好，照样灭你。

她跟作者这种清清楚楚的关系，让我看到了文学的正常状态，这或许就是《收获》的优良传统，主编李小林，副主编肖元敏和程永新我连面都没见过，但他们该表扬你的时候照样表扬，客观公正，这让我肃然起敬，并对《收获》一直保持好感。多少次我路过上海，都有到编辑部去看一看的冲动，听说那幢小楼古色古香，院子也很雅气。但是，我把这种强烈的冲动按住了，原因是我不忍心打扰他们，也想保留我对文学殿堂的最初想象，更愿意跟编辑们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直到现在，我都认为《收获》的编辑们都是钟红明这种秉性，工作和人分开，表和吃喝分开，最好互不打扰。我甚至以她为标本揣测上海人，进而喜欢这种作风。

一直我都以为《收获》这种大牌杂志是不会缺稿的，编辑们只管跷着二郎腿喝茶、看报纸，好稿件就会一头撞上来。但是，几年前我在北京的青创会上碰到了钟红明，她专程从上海赶来，敲开一个个并不著名的作家房间，跟他们约稿，忙得差点儿漏掉了饭局。这时我才知道，哪怕是《收获》的编辑想要拿到有质量的字，也得像我那位打鱼的大哥把网宽宽地撒开，大海里面捞针，体育彩票里选号。就是作家协会主席，他（她）也不一定知道哪里有好作品，就是组织部也不敢保证级别高的作家就能写出名著，还得靠编辑们到作家的汪洋大海里面去捞。近20年来，钟红明捞到了史铁生、王朔、刘恒、张炜、方方、李锐、朱苏进、刘醒龙、邓一光、池莉、徐坤等名家的作品，同时，还提前把目光放到非名家身上，而且是放到需要国家扶贫的地方，陕西的杨争光、河南的阎连科、江西的熊正良、广西的鬼子和我都是最好的例证，好像她比我们更相信我们能成为作家，所以，在文坛还不知道我们的时候，在我们都还没学会签名的时候，她就把我们推上了《收获》，硬是把我们变成了“著名作家”。她像跟踪杀人犯一样跟踪稿件，有时一跟就是几年。在我写《后悔录》一年半的时间里，她从不给我电话，但经常会给我无字的短信，表面上是按错了手机键，潜台词却是催稿。就在我快要完稿的最后几天，又收到了她从北京来的无字短信，为我这个小说的表争取了时间。她这个人记性特别好，盯稿也特别有耐性，几年前，我跟她说要写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小说，后来我都忘记了她还记得，要是把她调到公安局去搞侦破，恐怕破案率都会翻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