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第十讲 一言难尽话魏徵（3）

说到这里您可能要说：于老师你心理太阴暗了，照你这样说贞观之治不是演戏吗？还是那句话，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只看其心理动机，更要看其行为的客观效果。唐太宗和魏徵是出于什么心理并不重要，关键就在于他们的行为客观效果就是促进了贞观之治。这就是好的，说明唐太宗和魏徵是知耻的人，有过失就知道改进，这总比那些真正的昏君佞臣强吧，那些人没有廉耻还浑然不觉，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那么，有那么多臣下，唐太宗为啥就看中魏徵能成为一个“直臣”呢？可能是魏徵刚刚归顺他时的一件事触动了他。当时魏徵被派到河北去“安辑”，也就是说去安抚，为何要安抚河北呢？估计是因为当年在平定刘黑闼叛乱的时候，太子李建成很多部下战后留在这儿镇守，所以玄武门事变后要安抚他们。结果魏徵走在路上遇到两个太子的亲信被官府押解着送往长安，魏徵说事变后已经有命令，所有的太子党、齐王党都不追究，现在却把这两人押往长安，那咱们去河北安抚还有什么用？他说：“今若释遣思行，不问其罪，则信义所感，无远不臻。”（《旧唐书·魏徵传》）现在要是释放了这两人，不要追究他们的罪过，那么河北地区就会被感动，再远的地方也会被收服。最后果然释放了此二人，在河北地区起到了良好的效应。这件事被太宗知道了，他觉得这个魏徵可以啊，刚刚投降到我这边就敢提意见，而且还很中肯，所以他就开始特别关注魏徵，魏徵也开始更加兢兢业业。史籍记载说：“徵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与之，未尝不欣然纳受。徵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旧唐书·魏徵传》）要不怎么说两人是一拍即合呢？

从此以后，太宗和魏徵就一个奔着明君、一个奔着直臣而去，两人联袂塑造了中国古代史上君臣关系的典范。正如魏徵自己所说的：“陛下开臣使，故臣得尽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数犯颜色乎！”（《资治通鉴》卷一九四）是您鼓励我说话，所以我忠直，假如您是个拒谏之人，我怎么敢呢？在史籍中魏徵的谏非常多，其中绝大多数都被太宗所接受。综合一下，我觉得魏徵的谏中透露了如下的思想特点。

第一，难。什么难？守成难。开国初期的君主一般都经历过血雨腥风的战争，总觉得这世界上还有比打仗更难的事吗？陆贾告诉汉高祖有，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魏徵告诉唐太宗有，那就是守成。太宗曾经问大家：“创业与守成孰难？”（《资治通鉴》卷一九五）房玄龄回答说国家草创的时候，群雄逐鹿，然后称霸天下，当然是创业难。魏徵则回答在艰难中得天下，在骄奢淫逸中失天下，所以守成难。太宗笑着说：“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徵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资治通鉴》卷一九五）房玄龄是和我一起打天下的，知道创业难。魏徵是和我一起治天下的，害怕我骄傲自满，所以告诉我守成难。魏徵告诉太宗的这个难字，就是提醒他不能满足于现状，要谨慎治理国家，要知道治理国家的复杂性。他告诉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要知道民意不可违，失去老百姓的支持是极度危险的事。

第二，静。有时静不代表不作为，静是力量，静是静观其变，静是一种自信。太宗刚刚即位时的唐朝，国力相当地弱，远没有隋朝强盛，人民生活水平也好，经济展也好，人民负担也好，人口状况也好，都不容乐观，整个国家一以蔽之还是比较凋敝的。在这种况下魏徵提出治理国家重在一个静字，正如老子所说，“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第六十章），此时的静意味着不胡闹，不乱折腾，敬惜民力，表面上看这个国家的外貌也许改进很慢，可是老百姓人心安定，这比什么都重要。魏徵曾经在唐太宗面前直不讳地指出，您别做梦了，您的国力和隋朝没法比，他列举了军队数量、国库资产、人口数字，然后说：“度长计大，曾何等级？”（《旧唐书·魏徵传》）咱们跟隋朝比，不成比例啊，但是紧跟着他又指出：“然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寡而安宁，静之也。《旧唐书·魏徵传》）他们强，于是他们瞎胡闹，大兴土木，伐高丽，生活骄奢淫逸，所以很快就崩溃；我们弱，可是我们不折腾，不胡闹，所以我们很安定，因此静比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