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什么人留下个走西口――“走西口”的历史成因（5）

清代魏源曾说，从隆庆和议之后，“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熔，且为本朝换二百年之太平。”

可见隆庆和议意义之巨大和影响之深远。

山西是连通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之间最短的一条通道。这一点，那些想在中国建立强大王朝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清朝皇室入关之前，在制定他们经略中原的战略时，就把山西作为必须控制的地区之一。他们认为“山东乃粮运一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极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们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于是，清兵一入关，顺治皇帝立马就召见了当时最有名的八位山西商人。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顺治皇帝对其“宴便殿、赐服饰”，又是请客，又是送礼，最终还把这些商人编入了由内务府管理的“御用皇商”的行列，史称“八大皇商”。

这“八大皇商”曾为清朝统治者立下过汗马功劳。明末时他们操纵着张家口的贸易活动，并以经商为名，暗中为清政府输送军需物资和报。他们在清政府最困难的时候，还曾多次给清政府提供过大量的粮食。

清朝初期是不允许汉人随便到蒙古人居住地的。但是，这种局面很快就被当时的一场战事打破了。

公元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为了平定噶尔丹的叛乱，康熙皇帝亲率八万大军深入草原腹地。在清军队列中，第一次出现了西洋大炮这种杀伤力巨大的先进武器，不仅帮助清军在一天之内打垮了噶尔丹的主力总队，而且从此永远改变了草原上游牧骑兵占优势的局面。经过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的努力，清帝国将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等广大的西北地区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统治之下。

1691年（康熙三十年）后，清朝连续对准噶尔部用兵，为就地解决粮草供应，在蒙古地区“募民田作”。清政府在内蒙古草原上圈占的大片牧场，都急需汉人去耕作，流民于是有了“用武之地”。康熙、雍正执政以来实行积极招垦政策，给流民以取得土地所有权的机会，有一部分流民从而获得小块土地。《清高宗实录》记载：“古北口至围场一带，从前原无民地，因其处土脉肥腴水泉疏衍，内地之民愿往垦种，而科粮甚轻，故节年开垦升科者三千余顷。”清末民国时期推行放垦，一部分流民交付了“押荒银”，从政府那里领取了“土地证”，获得了土地的永租权，成为小自耕农。

康熙、雍正两朝对西北用兵时，由于补给线过长，军粮供应成为决定战事胜败的关键。但是由于战场与后勤基地之间相隔万里，运输线路又要跨越茫茫草原、浩瀚沙漠，《清史》中记载说：“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沙碛地方运粮尤苦。”

当朝廷为此事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山西商人站出来说这件事由我来做吧，说这话的人就是范毓滨。

范毓滨当时主动请缨给康熙打了个报告，他要求帮助政府运军粮，而且费用只要政府运军粮的三分之一。原来政府运一石军粮要一百二十两白银，他只要四十两。

值得一提的是，山西人随军运送的粮草，实际上是低价从别处贩上，再高价卖到军队里。尽管每担军粮朝廷只需要付出原来三分之一的白银，但山西商人仍能从中渔利不少，由此可见朝廷各级官僚的贪墨与山西商人的能干。不少商人买卖越做越大，逐渐由挑担推车的行商变为开店铺甚至“集团公司”的坐贾。

范毓滨的爷爷，恰恰就是参加过顺治皇帝赐宴的那八位商人之范永斗。

一个国家都很难做成的事，一个商人做起来可能就更加艰难。有一次，范毓宾运往前线的十三万担军粮被叛军劫走，他几乎变卖所有家产，凑足一百四十四万两白银，买粮补运。范毓宾以“毁家纾难”的做法，赢得了朝廷的信任和赏识。

危难中敢于担当的范毓宾，得以名垂青史。今天，我们可以在《清史稿·列传》中找到范毓滨的名字，它是和朝廷的封疆大吏、王公贵戚的名字放在一起的。在《清史稿列传》中是这样记录范毓滨的贡献的：“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林，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