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什么人留下个走西口――“走西口”的历史成因（6）

由于运粮有功，雍正皇帝授予范毓宾二品官衔，并给了他和他的商业伙伴对蒙、俄贸易的特权，这就使得晋商能先人一步进入西北市场。在当时的条件下，大宗货物的运输完全是靠人力和畜力来完成，这就使得成千上万的山西农民离开土地，揭开了大规模走西口的序幕。旅蒙晋商巨擘“大盛魁”就是这样由肩挑小贩起家，直到展成为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无能力独立经营者，则因熟悉路径，深谙口内外行，常常为大商人、商队、商铺当伙计，运送货物，挣卖命钱。

塞外边地为商贩们提供了很多机会：口外的驻防军队需要粮秣，大片的土地需要耕种；种地人、边塞将士和蒙古游牧人民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塞北的毛皮、呢绒原料是内地贵胄之家的奢侈品；商人往返的频繁又呼唤着大量旅舍、客店、饭庄的出现。这里就有商机，就是潜在的市场。口外在召唤，许多人都坐不住了，

于是，通往口外的路上，开始热闹起来了。

这一时期走西口的人非常多，最初“皆令冬归春往，毋得移家占籍”。但后来呢，这些穿梭于口内口外的“雁行客”，一旦条件允许，“竟将全家搬出口外”，成为内蒙的定居移民。他们入乡随俗，“衣蒙服，习蒙语，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妇”，过起了“蒙化”的汉族生活。

在清初曾被一度阻隔了的走西口的路，就这样被打通了。

清初走西口的“破冰”之原因，还有一种说法。据史载，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御驾亲征准噶尔部噶尔丹，三十六年再征，大捷。康熙先后途经河口、保德、府谷、神木、榆林等地查访民，了解到长城外东西两千里长、南北五十里宽的黑界地土地肥沃、水草丰旺，多少年来是无人区，这区域比长城内条件要好得多，可移民。从此，历史上农民成批地走口外谋生的大规模移民开始了。此后移民运动时紧时松，但始终没有间断，一直延续到民国。

到口外去展商业，展贸易，成了这一时期走西口的主流。许多人在此国家政策拉动的大环境下，历尽艰辛去口外淘金，创出了自己的事业，涌现出了一批在商场长袖善舞的晋商。他们在辽阔的口外创下了不世之伟业，以至于后来的票号建立，诞生了欣欣向荣的金融业。所以，西口之外的异地他乡，反倒成了晋商的祥地。

走西口开始于明朝中叶，历经整个清代和民国。在清代，走西口的人数最多。其当时的历史背景是：

一是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明末清初战乱的结束，大一统局面和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等，对人口的增长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康雍乾时代中国人口急剧增长，形成内地人多地少的局面。乾隆时全国人口突破三亿大关，道光三十年（1850年）已达四点三亿，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人口最高纪录，以致人多地少矛盾越尖锐。在内地因土地集中和人多地少矛盾而造成无法生存的过剩人口，为谋食而背井离乡，游走四方，寻找新的耕地，沦为流民。在这种状况下，地广人稀的塞外蒙古便成为人们奔赴的地方。山西河曲民歌唱道：“哥哥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止不住伤心泪，一道一道往下流……”乾隆帝曾说：“朕临御以来，辟土开疆，小民皆得开垦边外地土，借以暂谋口食。”

二是生频仍的自然灾害。“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这民谣充分反映了“走西口”的大多数民众是因自然灾害引起的饥民。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四处逃荒觅食。据统计，乾隆五十年，山西忻、代等州灾民两万。光绪三年到五年（1877—1879年）山西生大旱，史称“丁戊奇灾”。“晋省城灾州县已有八十余邑之多……待赈饥民逾五百万之众，……往来二三十里，目不暇接，皆系鹄靣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甚至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