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一双慧眼看世界――“常老救”告诫“大盛魁”（4）

当时，中国的政局长期混乱。南北对峙、北伐战争、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国共分裂、中苏断交，以及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东北沦陷和1937年抗日战开始。没有一个中国政府有能力去处理在苏联保护下的外蒙问题。事实上，外蒙古从此就真正脱离了中华大家庭，日益成为苏联的卫星国。

这个由清代山西人开办的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二万头，活动地区包括喀尔喀四大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今乌兰巴托）、恰克图、内蒙各盟旗、新疆乌鲁木齐、伊犁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声称其资产可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铺一条从库伦到北京的道路的商号——“大盛魁”终于在经历了二百八十年的历史后，从辉煌走向了没落。1924年蒙古成立共和国，实行共有制，山西商人在蒙古的资产全部丧失。直接经济损失一千万两银子，马、羊有几十万只，全部留在了库伦。“大盛魁”元气大伤，再也无力回天。

1921年“大盛魁”联股承办绥远地方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翌年因搬迁停业。复于1924年开工，次年电，不久又因机器故障停业。段履庄仍雄心不已，亲自主持复业，改为“绥远塞北第一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大盛魁”因此耗资七十余万元，办电厂三起三落，未收到任何经济效益，反使商号亏累太甚。

阎锡山称赞“大盛魁”是开西北的钥匙，段是西北大实业家。晋北镇守使张汉杰常代阎在大同迎送段。1925年，阎锡山表示愿向“大盛魁”投资（它不需增资），又要开双福公司，请段兼经理，段履庄荐渠东海代理。

1929年正当“大盛魁”清偿债务即将宣告停业之时，孔祥熙派人员与段接洽，以资助二十万元维持“大盛魁”。然区区之数如杯水车薪，仍不可挽救商号覆灭的命运。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孔祥熙再次提出，由国民政府实业部出资一百二十五万元，让段办理“大盛魁”复业事宜，又因日本支持的冀东伪政权干扰而未能实现。至此，段深感无强大祖国作后盾，个人纵有雄心也只是徒劳。

在“大盛魁”，财东和经理之间的矛盾、斗争也很尖锐。1930年，财东王玉竞刺杀段履庄未遂而积愤身亡。1931年，“大盛魁”开除段履庄，改推陈严甫为经理。

民国二十六年（1936年），“大盛魁”将段履庄开除出号。段愧疚流涕，他在最关键的时候没有听从同乡好友常运衡的劝告，现在已经后悔也来不及了，他称自己是毁坏奠基二百余年大商号之罪人，“本欲有所作为，而其奈大势何！”

二战临近结束的时候，眼看即将成为四大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在外蒙古问题上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1945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相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三国脑会议。在商讨对日作战问题时，斯大林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是“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斯大林的要求得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斯大林所说的“现状”就是指“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这是他们背着中国搞的一笔肮脏交易，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公然践踏了公认的国际准则。

1945年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命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了蒋介石。蒋介石感到愤怒，却又无可奈何，只得派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蒋经国赴莫斯科谈判。

1945年6月底至8月中旬，中苏双方在莫斯科举行多次会谈，争论激烈。斯大林几乎是以威胁的口吻对宋子文说，外蒙古必须独立。外蒙古人民“既不愿加入中国，也不愿加入苏联，只好让它独立”；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就不会出兵打日本。宋子文据理力争，毫无结果，也曾经提出过给外蒙“高度自治权”的主张作为妥协，但苏方一概拒绝讨论。

这样，在严酷的既成事实面前和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无可奈何的蒋介石只得指令宋子文接受苏方条件，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等三个条件下，允许外蒙古“独立”。1945年8月14日，宋子文、王世杰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双方关于外蒙问题的换文是这样说的：“鉴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同意，将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的独立。”当然，所谓“公民投票”不过是蒋介石为了下台阶而采取的一种办法。所以，后来奉命前往观察外蒙古“公民投票”的国民政府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临行前，蒋介石特别交代：只是“观察”，不得“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