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顾维钧，我的1919年（2）

但到了巴黎之后，顾维钧和其他的代表现巴黎和会是分层次的，中国被列为第三等的国家，只能派两个代表。因而问题又出现了，按照原来的计划，是有5个席位的，现在锐减为两个，到底派谁去比较合适呢？五位代表都想当全权代表，可谁也不表态。

（参加巴黎和会的各国代表）

在顾维钧看来，陆徵祥是中国外交总长，又是代表团团长，理应排在第一位。而王正廷博士，是陆徵祥拉来的南方军政府代表。为显示中国一致对外，排在第二位也未尝不可。驻英公使施肇基和外交部秘书长魏辰祖都是外交界的前辈，自己排在第五位是比较合适的。

中国代表团代表顺序排定以后，报至北京。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对这个决定十分不满。他曾私下断陆徵祥充其量也就是个大礼官式的人，更何况身体极差。一旦病了，代表团的领导权就会落入南方代表手中。于是来训令，将顾维钧排在了第二位。

顾维钧预感到这个决定必将在代表团内部造成摩擦。因为不论年龄，还是资历，顾维钧都是最浅的，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排位第二的代表，自然会引起代表团内的排名矛盾。事实上，当时的矛盾和压力并非仅仅来自于自己和外国列强，来自国内的问题也很大——巴黎和会召开不久，中国国内对峙多年的南北政府终于坐下来进行和谈。由于北洋军阀领段祺瑞企图依靠日本演练新军，以“武力统一”中国。为此他暗中授意北方代表，和谈只许失败，不许成功。因此，在代表团到达巴黎不到半个月的2月4日，北洋政府给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来了急电：“东方之事，当由日中双方协商解决，一定不要再提出与日本代表不同的意见，并且要避免与日本代表团生正面冲突。”

顾维钧当即指出，这种座位变化必须改变，否则代表团的会议将没法再开下去。他努力团结代表团的成员，一致对外——中国当时面临的况非常严峻。整个代表团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这个任务尚且非常难，如果代表团中间还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困难自然就会更大。

自中国代表团抵达巴黎后，顾维钧和其他成员，虽然内部有矛盾，但在对外上，还是一致的，他们都期待着能有机会在“十人会”上阐明中国的立场。不过连顾维钧都没想到的是，这个机会竟然来得很快。

（顾维钧）

1919年的1月27日中午，美国代表团顾问威廉士突然通报顾维钧，中国将被邀请出席下午的“十人会”。在下午的会议上，日本代表以傲慢的口吻表了自己的声明，他们认为胶州湾租借地以及铁路和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利，应该无条件转让给日本。山东问题也应在日、中两国之间以双方所商定的条约、协议为基础来解决。

由于事关中国，和会请中国代表团就此进行说明。中国代表团原以为山东问题可以包括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提案中，因此并未做专门的准备。在得到中国代表团表示需要时间准备后，克里孟梭宣布休会。中国代表团将在第二天给予答复，但由谁来说明成了问题。代表们以对山东问题不熟悉为由推顾维钧代表中国——真正到做事的时候大家又互相推脱，但是排名次的时候，大家又有点意气之争。顾维钧没有退让，毅然决定挑起了这一重担。

这时候的顾维钧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他在1月28日代表中国在十人委员会上前，特地去了巴黎郊外的华工墓地。一战期间，中国共向欧洲战场输送了14万多名华工和大量的粮食，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万名华工死于那场战争。根据当时国内的条件，中国向欧洲战场输送那么多劳工，已经是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了。如果山东问题在这次和会上得不到公正解决的话，所有因为这次战争而牺牲的中国人即使在九泉之下也不能瞑目。因此，对于顾维钧来说，这次演讲并非他一个人的行为，而是代表了整个国家。

经过细致的准备，顾维钧在由英、美、法、日、意五国组成的和会最高机构“十人会”上代表中国。这是顾维钧第一次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作长篇演讲，而面对的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这些世界著名的政治家。在经历了最初的紧张后，顾维钧随即就充满激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演讲中去了。在中，顾维钧采取避实击虚的外交策略。他先感谢日本帮助中国驱逐了德国，但又避而不谈《二十一条》和1918年的换约问题，而从中国的文化、地理、经济入手来说服各国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