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伦理道德散论（9）

事实上，我们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方法去意识自己的存在。***第一，是我们的经验直观：在这种直观里的这一存在是一种外在表现，它在这一在时、空中无穷无尽的世界里显得无比的渺小；它充当了这个地球上的昙花一现般的数以亿计人群当中的一个成员，而每过三十年这些人就会更迭一次，产生一批新成员。第二，沉浸并意识到自身，感觉到世间万事万物那真实的本质，而这一本质也存在于其他的、自己肉身以外的事物当中，就像透过镜子反映出来的一样。第一种认知方式只是利用个体化原理领会了事物的现象；但是第二种认知方式却直接感到了作为自在之物的自身。此学说的第一种认知方式得到了康德的有力支持，对这两种认知方式的理解和看法则赢得了与《吠陀》相同的意见。当然，对于第二种认知方式，人们持有下列简单的反对意见：第二种认知方式中假设了每一种生物可以于同一时间、不同地点完整地存在。虽然说从经验的角度考虑，这个假设是显然不可能成立，甚至是完全荒谬的。但对于自在之物而，这种形却又是完全真实的，因为这种不可能与荒谬纯粹只是建立在组成了个体化原理的现象的基础之上的。自在之物、生存意志完整而不可分割地存在于每个生物当中，甚至是极为微小的生物；其完整性一点儿也不会逊色于过去曾经存在过、现在仍然存在着、将来将要继续存在的生物总体。因此，每一生存之物，即使是最不显眼的那种，都能够对自己说，“只要我一息尚存，这个世界就不会消逝”。事实上，即使所有其他的生存之物都毁灭了，但这世界的自在本质仍将完好无损地存在于这一仅存的个体生存之物当中；这一个体生物因此仍然可以继续笑对毁灭、沉沦的幻象。当然，这一结果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人们同样有道理抱有与此相反的观点：如果哪怕遭到彻底毁灭的是最微小的生物，那么，其自身且与之相随的世界也全部遭到了毁灭。在这一意义层面上，神秘的安吉奴斯说道：

我知道要是没有我，上帝一刻也不会存在；如果我归于零，灵魂就会从头再来。

但为了让我们甚至仅从经验的角度在某种程度上现这一真理，或者能够起码认清这一真理存在的可能性，亦即我们自身可以存在于其他生物身上——这些生物自身的意识可以与我们的意识不同或是完全分离——那我们只需回想被催眠术催眠的人。当他们从催眠中醒来后，他们那看似一样的“我”对自己以前说过的话、做过的以及经历过的事都忘得一干二净。因此，个体意识根本就属于现象的一个点，就连同一个“我”也可以出现两个现象的点，而且他们对于彼此是一无所知。

上述论及的思想在我们被犹太化了的西方世界始终呈现出某种十分超乎寻常的成分。在人类的家园当中，况则不然。在那里，人们信奉另外一种信仰。所以，时至今日，比如说，死人被安葬以后，神职人员就会在大家面前和着乐器演奏的节拍，共同唱起《吠陀》的颂诗——它的开头是这样的：

寄存肉身那千头、千眼和千足的精灵，它植根于胸中，并同时遍布整个大地的每个角落。此精灵是这一世界及一切过去和未来之物。它汲取养分，并赋予一切以使其鲜活不朽。这便是它的伟大之处。因此，它是化作了肉身的至高无上、令人膜拜的精灵。构成这一世界的要素是它存在本质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的三个组成部分则存在于天上永生不灭，它们从这个世界飞升，最后一部分却仍留凡尘；最后一部分经过转世轮回，享受或者承担其善行或者恶业的果实，等等。

如果拿这些颂诗和我们的颂诗相互对比一下，对于英国国教传教士在恒河流域向婆罗门教信众宣讲“造物主”收效甚微的原因，就此我们就不会再感到惊讶。谁想看一下一位英**官在41年前是如何勇敢、有力地反驳那些先生们宣讲的荒谬、以致让人感到羞耻的傲慢主张，并由此感受其中的淋漓畅快，那他就应该去阅读出自这位驻守孟加拉国的英**官之手的《为印度人辩护及其道德理论体系的种种优越性》（伦敦1808年）。本书作者以异乎寻常的真诚和坦率，讨论了相比欧洲宗教学来说的印度恒河流域的教义的种种优势。这篇文章虽然只包含德文短短5个印张，总共80页左右，但时至今日，把它翻译出来仍然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比任何我所了解的著作都更透彻、更公开地论述了婆罗门教产生的那些有益和对于现实的实际影响以及在大众和他们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这篇报道不同于传教士炮制出来的那些文章，正因为后者出自传教士之手笔，所以，可信度就没多大。这篇文章和我从那些在印度度过了他们半辈子的英**官口中所听到的相当吻合。要想了解总是为自己终生俸禄问题而激动不已的英国教会教士是怎样嫉妒与迁怒于婆罗门教的，那我们就应该看看，比如，在数年前的那些主教们是怎么在英国国会上连续几个月地狂吠与叫骂。由于东印度政府当局不依不饶——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它一直都是如此——所以，主教们就接二连三地狂吠不止，而这仅仅是因为英国政府向印度古老以及令人敬重的宗教表示了一些外在的敬意——但这在印度是合合理的事。例如，在扛着神像的游行队伍经过时，英国的卫兵和军官们会整齐地站出来擂鼓以表示敬意。再有，这些官兵取出一块红布，罩在承载着神像的车上，等等。但这些行为都不得已被迫终止，朝圣香客的课税也大大提高了。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当然是为了赢得那些主教大人们的青睐。与此同时，那些自视清高、领取终身俸禄、披着长而弯曲假的人会继续对我们人类最初的宗教滔滔不绝地横加指责，他们之中的中世纪式的做派，用我们今天的观念来看，应该被叫做粗鄙和恶俗。同样，1845年，爱伦伯勒勋爵凯旋式的队列把所残存的大门带回至孟买，并移交给婆罗门，虽然在1022年苏玛诺塔已遭到诅咒。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有理由使我们确信：那些主教们心里不会不清楚居住于印度那么多年的大多数欧洲人肯定是眷恋婆罗门教的；欧洲的宗教和社会偏见对于这些欧洲人来说是无足轻重的。“所有的这些观念”，一个属于这类的欧洲人曾经这样对我说过，“只要在印度住到两年，就会像鳞片一样满地剥落。”十年以前，陪伴过德瓦达希的一个法国人——那是一位文质彬彬的绅士——当我跟他谈及印度的宗教时，立刻就充满热忱地慨叹道：“先生，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