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第一章畲族概况（3）

第四，在语方面，虽然99％以上的畲族操接近于汉语客家方的语，但居住在广东惠阳、海丰、增城、博罗一带的畲族却操瑶族“布努”语。***《潮州府志》也记载今天讲客家话的广东凤凰山的畲族，在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一种与今天海丰、惠阳、增城、博罗一带畲族的“布努”语很相似的语。

第五，在歌调方面，虽然有不少地方的畲族民歌类似客家的山歌调，但福建宁德地区却存在着完全不同于客家山歌的四种畲族传统的基本音调（福宁调、福鼎调、霞浦调、罗连调），这四种基本调和自称“勉”的瑶族和“布努瑶”的基本调有惊人的类似之处。过山瑶唱的民歌传统基本调是“拉调”，拉调中长调的“跟声”唱法与畲族的二声部合唱“双条落”有许多类似之处。瑶族的拉调又和福建罗源、连江等县畲族的“罗连调”在音调（包括音列、调式、节奏）的基本特点是相一致的。

根据上述种种的理由，从而推断畲、瑶同源于汉晋时代“南蛮”中包括长沙“武陵蛮”在内的一支，他们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二是“东夷”说。潘光旦教授生前第一个提出“畲族源于东夷中的徐夷”的设想。他把长沙“武陵蛮”的渊源关系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生活在淮河和黄河之间的“东夷”里靠西南的一支“徐夷”。他认为“徐夷”与苗、瑶、畲都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后来向长江流域活动进入五岭山脉中的一部分，就是展为今天的瑶族；一部分从五岭山脉向东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区里和汉族杂居融合而成为畲族；另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即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苗族。

施联朱、张崇根等人后来也在畲、瑶同源于“武陵蛮”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畲族渊源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淮河与黄河之间的“东夷”里靠西南的一支“徐夷”，认为畲族和大部分瑶族同源于“武陵蛮”，而“武陵蛮”是“东夷”迁居鄂、湘西部地区后，融合了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他们从先秦氏族的迁徙、神话传说、考古资料及文化特点等方面，论证了“武陵蛮”中的一支“诞”（即“莫瑶”）是由“东夷”族群迁到湘西、鄂西后，融合了三苗、氐羌（犬戎）的成分而形成的。到唐宋之际，“莫瑶”在迁徙过程中，又分别展形成新的族体——畲族、瑶族，有一部分加入苗族中。

还有一些学者对高辛氏和“东夷”、畲族的文化遗产作了比较，如人死洞葬，拾骨重葬，丧葬以歌代哭，结婚时男女不对拜，喜唱山歌，对本族人说“山哈”话，自称为“徐家人”，称中土汉人为“阜佬”，称土著汉人为“闽家人”，爱狗，流传“一犬九命”的故事，传颂“凤凰鸟”，结婚时正门横楣上写“凤凰到此”四个字的横联等，说明高辛帝喾、东夷、徐夷、畲族具有极其密切的渊源关系。

三是“越人”后裔说。蒋炳钊等则力主畲族乃古代越人的后裔。此说根据史籍中关于古越人和今天畲族在分布地域上的对照、民间传说和历史记载的偶同或从族称义、音的演变去推论以及畲、越具有共同的盘瓠传说，共同的生产方式、生产水平和共同的风俗习惯等，认为畲族乃古越人的后裔。在“越人”后裔说中，又有许多不同的具体说法，如认为畲族乃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或范蠡的子孙；有的认为畲族是我国秦汉时代的越人后裔；还有认为畲族是源于汉晋时代的“山越”，特别是与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封地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越人后裔南海王织有密切的渊源关系，等等。

四是“南蛮”说。王克旺、雷耀铨等人认为畲族乃“蛮”或“南蛮”的一支，但不是“武陵蛮”，畲族的历史渊源绝不迟于“武陵蛮”；他们认为盘瓠传说的范围包括《搜神记》中所说的“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相当于今天大半个中国南部，而不仅流传于“武陵蛮”中；畲族和瑶族并没有共同的族源，他们的迁徙路线也没有混杂和交叉现象；畲族是广东的土著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