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第三节汉族向西南的迁徙和发展（14）

宋、蒙巴蜀之战，不仅历时半个多世纪，而且堪称历史上最为酷烈的攻防争夺战之一。***其间，双方投入的兵力累计超过100万，成都城数次易手，蒙军统帅蒙哥大汗战死合州（今合川市境）钓鱼城下。战乱之中，巴蜀汉族及少数民族族群，也遭受了无穷无尽的苦难乃至滥肆的屠杀。有记载说，蒙古大军攻陷成都后曾下令屠城，数日之间城内陈尸街头者竟达140余万人，城外的还尚未计算在内2。其余如民国《内江县志》卷一二引曾庆昌《内江旧户多楚人说》云：“宋、元争蜀，资内三得三失，残民几尽。迨元一统则已地荒民散，无可设官，一时资州、内江、资阳、安岳、隆昌、威远（诸）州县并省，终元代九十年未复。”民国《名山县新志》也说：“元代名山惨遭杀戮，死亡转徙，县中古户，几无孓遗。”

这些记载，虽有耸人听闻之嫌而不可全然相信，但元朝初年巴蜀地区的人口曾一度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却是客观事实。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元初四川行省辖下成都、重庆、广元、顺庆等4路和怀德、绍庆两府境内，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的人口数据仅为9。86万户60。4万口，加上缺漏户口数的潼川、嘉定、叙州、永宁、马湖等路、府，则是时巴蜀汉族充其量不过将近100万人1，较之南宋绍兴、嘉定年间减少了80％以上，是为巴蜀汉族展史上的又一个低谷期。

总而之，自公元前2世纪初的西汉前期到13世纪末的元朝初年近1500年里，巴蜀汉族曾走过了极其漫长而曲折的展历程，其间既有过汉、唐及两宋时期的昌盛与辉煌，又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之世和宋元之际的劫难与苦衷，呈波浪形地向前展着。

（二）滇黔汉族继续夷化

唐宋之时滇黔地区为少数民族土著族群上层割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南诏和大理的建立。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从南北朝时期延伸而来的滇黔汉族的夷化，至唐中叶随南诏崛起又进一步深化，唐宋之世内地汉族向滇黔地区的迁徙流动，大体上以生在8世纪中叶的唐、南“天宝战争”为界分做两个时期。在此之前的近200年间进入滇黔的汉族移民，主要为游宦、驻防、征战三大类型，其次为出使、游历、流寓等等。其中，游宦者见于文献记录者如隋南宁州总管韦冲2，西宁州刺史梁毗3，唐南宁州都督韦仁寿4、党仁弘5，越嶲都督竹灵倩6，云南太守张虔陀7等。这些封疆大吏，不仅多领有一定数量的将校士卒，有的还带有子侄妻儿等亲属，如《隋书·韦冲传》说：韦冲“为南宁州总管……其兄子伯仁随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纵暴，边人失望。”驻防者则多为轮流戍边的士卒，如唐代曾从麟德元年（664年）起，“于昆明之弄栋川置姚州都督府（治今云南大姚），每年差兵募五百人镇守”8，延至武周圣历元年（698年）仍维持“每岁遣兵五百人戍姚州”的定制9。推算下来，其间36年里仅轮流前往姚州驻防戍边的内地汉族士卒，便累计可达18000人左右。至于因征战而随军进入滇黔地区的汉族将士，更是史不绝书，较大规模者如隋代史万岁、杨武通、刘哙三次征西爨10，唐初贞观年间（627～649年）梁建方击“松外蛮”1，永徽年间（650～655年）赵孝祖讨“白水蛮”2，唐中叶景龙年间（707～710年）唐九征破“姚川蛮”3，开元年间（713～741年）张审素伐“西南蛮”4，等等。以上各类人员，虽然人数众多、活动频繁且络绎不绝，但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未能落籍定居下来，间有少数例外者，亦当逐渐融入当地少数世族土著族群，因而始终未能形成稳定的汉族族群。

相形之下，自天宝十载（751年）第一次“天宝战争”爆之时起，由内地向滇黔地迁徙流动的汉族人口更多，但相对集中在天宝十载、十二载和十三载的唐、南三次大战期间及晚唐时南诏对邻近地区的大肆抄掠过程中。且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是，此期流落南诏境内的汉族人口，主要是战败被俘的南征将士和被掠吏民。其人数，据记载唐军在三次战争**投入了将近20万兵力，主体为来自“关辅、河南、京兆”等地的北方人5。及至惨败之后，史称“去者万不一全”6，“千去不一回”7，故即使是以三分之一估算，自此落籍边地的汉族战俘亦当不少于六七万人。而自晚唐大和年间（827～835年）以后，在南诏“两陷……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8的数十年战争中，被掠汉族人口更是动辄以万数计。有记载说：“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嶲以北，八百里之间民畜为空”9。其中，仅大和三年（829年）南诏攻破成都外郭后，便“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10。再至咸通五年（864年）攻陷邕州时，史载“五道兵八千人皆没”（11），若加上被掠百姓，当又是数万人之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