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第三节汉族向西南的迁徙和发展（16）

（一）巴蜀汉族的展

如前所述，巴蜀的汉族，在唐宋时期曾获得了较为充分的展，但经过宋元之际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大战乱，又再次跌入了历史的低谷。***入元以后，最初的汉族人口总值仅为10多万户将近100万人，尚不及南宋绍兴、嘉定年间的20％。为此，还在战争结束前的元初至元十一年（1274年），为了增加财税收入和解决驻川元军的供给，元政府便开始在自然条件较好且又破坏最为惨重的成都平原一带布置屯田5。到至顺元年（1330年），成都附近共有军屯14，屯户9700约4万人，屯田1500余顷，并以此为中心将垦区逐步扩大到今重庆、宜宾、广元、阆中等广大地区。

与此同时，民屯也有较大展，据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九所载《虞集神道碑》说：仅在四川盆地东部的夔州路一带，自元初“立保置屯田”以来，先后“得流民三十九万，以实边郡”。再至元代中、后期，随着关陇、荆湘等毗邻地区的汉族农户“见彼中田畴广阔”、“土饶利厚”而纷纷迁入，到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计“开垦成业者，凡二十余万户”1。如果以上记载出入不是太大，那么元末巴蜀地区的汉族人口，较之元初至少增加了一倍以上。而且，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外来移民甚至远远超过了当地的土著汉户，如明代泸州《图经志》说：“昔元时地广人稀，四方人民流寓于泸者，倍于版籍所在。”

及至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元末农民大起义中的著名红巾军将领明玉珍率部20万众自荆湘溯长江而上攻克重庆，以后又逐步占领了巴蜀大部分地区，并于1362年在重庆建立“大夏”农民政权，后至洪武三年（1370年）为明将汤和、傅友德所击灭。值此10余年间，明玉珍及其子明异率红巾军先后与元、明军队激战于巴蜀界内，致使区内本来就较为有限的汉族人口又急剧下降。延至明初，据《明太祖实录》说：洪武五年（1372年）二月“户部奏：四川民总八万四千余户，其伪夏故官占为庄户者二万三千余户”。这一数字，甚至比元初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的官方统计数据还要略低。不过，这仅仅只是农户而不包括驻川明军和“大夏”红巾军残部，因而区内汉族人口的实际数量还要更高一些，但参照元初的户、口之比仍很难超过100万。

明代巴蜀地区的人口数量，据研究明初洪武十四年（1381年）为146万余人。至明中叶弘治十五年（1502年）上升为266万人，再至万历六年（1578年）达310万人2。近200年间增长了一倍多，其中汉族当不少于80％即250万人左右。增加的原因，除了人口的自然增殖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外地汉族移民的大量植入。其具体况，正史记载不多而主要见于方志和家谱的追述，如道光《邻水县志》说：“今合邑祖籍，多系明初入蜀，谓之‘老民’。”宣统《广安县志》也说：“洪武四年（1371年），廖永忠平蜀，大肆杀戮，复徙楚之麻黄人来实兹土。”且云：“（广安）户籍以明初土籍曰‘旧’，以康熙客籍曰‘新’。凡楚人居其大半，而以明之麻黄籍最早……”民国《荣县志》则称：“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蜀人楚籍，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然。”其余如民国《名山县志》云：“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徙楚实蜀，名山号为乐都，来者尤众。”民国《汉源县志》亦云：“明代之初，秦楚填蜀……一时编户齐民。秦楚籍者十九焉。”民国《简阳县志》则据调查结果说：“洪武二年（1369年），湖广麻城居民迁至简州者众多。”

根据上述方志所载，至少可以得到两个初步印象：一是清代以前徙居巴蜀的汉族“老民”，多声称来自荆楚一带即当时的湖广地区，重点又是“麻黄”即湖广行省辖下黄州麻城县（今湖北麻城县），尤其是该县的孝感乡。二是迁入的时间多在明朝初年洪武年间，特别又是洪武二年（1369年）至洪武十四年（1381年）之间的10余年内。这一历史现象，早在民国年间（1912～1949年）便已引起了四川学者的注意而作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解释，如民国《南溪县志》说：“……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麻城县孝感乡。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这多；且湘楚州县与蜀邻比者，尽人皆可以移住，何以独适孝感一乡？……抑明（玉珍）氏隶籍随州（今湖北随州市）、随州距孝感不远，彼从龙之彦，人众势强，土民或他兵皆冒籍以自求庇乎？”再如民国《资中县志》说：“本省当元之际，伪夏明玉珍据蜀，尽有川东之地，蜀号长安。玉珍为楚北随州人，其乡里多归之，逮今五百余年，生齿甚繁。考其原籍，通日湖广麻城孝感人为尤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