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第三节汉族向西南的迁徙和发展（18）

其次，战乱。明清之际巴蜀地区的战乱纷争，自明崇祯七年（1634年）张献忠率农民起义军由湖北经长江三峡入川，后又自川东翻越大巴山北上陕西开始，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兵平定“三藩之乱”恶吴三桂所部驻川叛军为止，历时将近半个世纪。值此期间，曾三次入川的张献忠农民军与明军、明军与清兵、清兵与南明军队以及清军与吴氏“西府兵”先后大战20余次，小战不可胜数，致使巴蜀境内“荡为血肉之场”9。其中，既有“八大王”张献忠的成都、丹陵、峨眉、顺庆、邛州之屠10，也有明、清军队的滥肆杀戮，如《蜀记》说：清顺治四年（1647年），几经战乱后。“成都残民多逃雅州，采野菜而食，亦有流入土司者，死亡满路，尸才出，臂股之肉少顷已为人割去，（官兵）虽斩之不可止。”及至清兵入据成都时，城内“残民无主，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而当清兵退出之际，又“驱残民千余北去，至绵州，复尽杀之”，致使“成都之人，竟无遗种”（11）。

再次，匪患。明清之际的巴蜀匪患，也是一大祸害。其中尤以川东股匪“摇黄”最为凶悍。“摇黄”之起，始自明末，史称其以“通江、达州、巴州为巢穴，而蔓延于岳池、广元、定远、合州、巴县。凡川东之北岸，任其出没。掳掠人口，则责人取赎。当耕种时，则敛兵暂退，及收成后则复来。……因土人强悍，乡兵四起，相约杀贼，而贼遂逢人即杀”1。又说：“（摇黄）惟川北、川东诸州县恣意去来……久之，数百里寂无烟火，燕巢林上，虎入城市”2。延至清初顺治二年（1645年），“摇黄贼屠巴州、通江、东乡、太平、达州、梁山、新宁、开县各地方，人烟俱绝”3。

由此可见，明清之际巴蜀人口的锐减，乃是由天灾**等错综复杂而又相互交织的多重因素造成，其中最根本杀伤力也最大的，又是由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所引的战乱纷争，而绝非“八大王剿四川”一句话所能包蕴得了。然而无论怎么说，到了清朝初年，巴蜀境内的总人口和汉族人口都已降到了历史的最低值，随之而来的是所谓“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活动的兴起。

清初外地人户徙居巴蜀的移民活动，据研究最先是从就地招徕流民而端，以后才转为从区外招募移民入川，原因都是为了增加赋税收入以缓解地方财政的严重不足。其时间上限，以往学术界多认为肇自顺治十年（1653年）清政府颁布“四川耕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酌量补还价值”4和“凡抛荒田地，无论有主无主，任人尽力开垦，永给为业”5等鼓励措施之后。但有资料表明实际上还要更早，如顺治七年四川巡抚张瑃在其《揭帖》中便曾说道：“窃照川中见有保宁、顺庆二府……自献逆、摇黄大乱，杀人如洗，遍地无烟。幸我大清恢靖三载，查报户口，业已百无二三矣。方图培养生聚，渐望安康。奈频年以来，城市鞠为茂草，村疃尽变丛林，虎种滋生，日肆吞噬。……据顺庆府附郭南充县知县黄梦卜申称：原报招徕户口人丁五百零六名，虎噬二百三十八名，病死五十五名，见存二百一十三名；新招人丁七十四名，虎噬四十二名，见存三十二名。造册具申到职……”6据此，最迟不晚于顺治七年，在清军的控制区内，部分州县已开始着手就地招徕流民归籍入编，然而限于战乱未息且天灾正炽，故收效甚微。

及至康熙三年（1664年）平川战事结束后，清政府转向省外招徕川籍流民回乡复业，并于康熙七年（1668年）下令：“蜀中流民寄居邻省者，现在查令回籍，而山川险阻，行李艰难，地方各官有捐资招抚，使归故土者，请敕议叙。”1再至康熙十年（1671年），又由川湖总督蔡毓荣提出：“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可耕之民，招民开垦，洵属急务”2，且辅以放宽垦荒起科年限、降低招民授官和晋升的标准，以及允许外省籍贫民携妻儿入川垦荒等优惠政策。于是，大规模的移民入川活动自此拉开序幕，以后虽因“三藩之乱”爆而一度中断，但整体上仍呈现为方兴未艾、汹涌澎湃之势而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直到18世纪后期的乾隆年间（1736～1795年）的中、晚期才逐渐平静下来。再往后，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巴蜀一带逐步上升为全国范围内人口最多、密度也最大的地区之一并延续到当代。其间，无论是在人口数量还是分布面上，巴蜀汉族都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而呈直线上升和迅速扩大的趋势，且最迟从乾隆中、晚期起转而向邻近的滇黔、陕甘和西部藏区大面积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