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第三节汉族向西南的迁徙和发展（19）

清初的移民入川浪潮，高峰期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以后至乾隆初年的康、雍、乾三朝六七十年间。***最初的况，据康熙四十年（1701年）湖广提督俞益谟在奏折中说：“湖南衡、永、宝三府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口，纷纷尽赴四川垦荒……”3后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有人又上奏说：“查楚南入川百姓，自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以迄今日，即就零陵一县而论，已不下十余万众。”4再至雍正五年（1727年），又有人奏称：“湖广、广东、江西等省之民，因本地歉收米贵，相率而迁移四川者，不下数万人。”5降及乾隆年间，有记载表明，从乾隆八年至十三年间（1743～1748年），自湖南、广东经“由黔赴川就食者，共二十四万三千余户”6，平均每年达4万多户。此后，遂逐渐趋缓，如从乾隆十八年至二十年间（1753～1755年）合计仅迁入6374户7。

反映在人口统计数字上，巴蜀地区的在编人口总值，从清初康熙十年（1671年）的约50万人起步，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上升为57。9万户231。6万人8，以后又进一步上升为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的779万人9，则仅仅100余年间便增长了15。42倍。其中既有外来移民植入的因素，又有当地原住民的自然增殖。唯其比例限于史缺有间不得而详，若参照明代由洪武十四年（1381年）的146万人到弘治十五年（1502年）的266万人的增长率和增长值，那么清初100余年间外来移民及其后裔的数量，当在600万人以上，按百分比则不低于80％。这一数据，与有关地方志中诸如成都府郫县“当清始垦殖，如两广，如两湖，如陕西，如江西，如福建，占籍几十之九”1，重庆府璧山县“明末……土著几空，国初招徕复业者，十分之一二，余皆楚、粤、黔、闽人”2，泸州江安县“自明季兵燹后，土著仅十一二，余皆五方杂处”3等记载大体相符。

与此同时，最迟从乾隆晚期开始，区内人口日趋饱和并进而严重超载的问题日益显现出来。所产生的后果，一方面是人口数值持续膨胀，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达到779万人以后，仅到嘉庆十七年（1812年）便上升为511。3万户2071万人4，再至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又上升为4414万人5。降及新中国建立后的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为6568。5万人，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突破亿人大关而达10721万人。其间，若以增长速度而论，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至1990年间，214年共增长了13。76倍，仅为此前105年间89。23％。然而以绝对值计算，则整整增加了将近1个亿！

而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和“昔之蜀，土满为忧；今之蜀，人满为患”6的危机率先在成都平原一带出现，并逐渐向四川盆地底部广大地区扩散且不断加重，故虽外来移民的植入自始至终从未间断，但人口流动的整体趋势大约从乾隆晚期起，转变为迁入、迁出双向对流而以向区外迁徙流动为主并沿袭至今。其中，外地移民的迁入，规模较大者主要有两次，一次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约流入近200万人，另一次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世纪60年代前后“开大西南，建设大兰线”期间迁入184。4万人。7对此，有人将其称为巴蜀历史上的第六、第七次大规模移民入川活动。8至于区内人口的外流，大体上也可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由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平坝、丘陵地带，向盆地周围与甘陕、荆湘、滇黔等省相毗邻的广大山区及西部藏族地区迁徙扩散。例如在今川、滇两省结合部的宁远府（治今西昌市）一带，仅至嘉庆初年便已流入移民8。8万户42万余人1，其中会理州境内史载“男携女负，十百为群，不数年新户增至**千家矣”2。二是流向其他省区。经研究，“至道光初，迁入陕南的四川移民及他们的后裔已经达到了60万人之多，同时迁入云南、贵州的川人也不在少数，合计约有100万人左右，占四川在籍人口的6％左右”3。延至当代，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全国性人口流动大潮的兴起，雄踞我国人口大省之冠且早已“人满为患”的四川省，又顺理成章地成为当之无愧的“人口输出大省”4。据报道到20世纪90年代初，四川全省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劳动力已达600万人，其余经商、求学等类人员尚未包括在内，足迹则遍及全国除台湾、香港、澳门以外的每一个省区。在部分边境沿线地区，甚至越过国界进入印度、缅甸、老挝、越南、俄罗斯、蒙古及哈萨克斯坦等周边邻国境内，故世有“川人满天下”之说。综上所述，从巴蜀汉族2000多年展的整体过程看，“湖广填四川”最具实质性的内涵，便是从此改变了自公元前4世纪末“秦民”徙蜀以来主要为北方汉族南下巴蜀的传统移民模式，而转化为以东部南方汉族大举西进占据主导地位，并由此而决定了传衍至今的巴蜀汉族地方文化与北方汉族文化的差异，以及与南方汉族特别是荆湘汉族文化的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