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第二节华中先秦族群概况（6）

楚人性格直率热，做起事来风风火火。***这或许就是司马迁所说的西楚之人，“其俗剽轻，易怒”2。楚庄王一世豪杰，相传也有这样的性格特征。一次文无畏奉庄王之命出使齐国，归途经由宋国，宋人以他不曾请求“假道”为借口，把他杀了。消息传到楚国，“庄王方削袂，闻之，曰：‘嘻！’投袂而起……”当即快步走出宫外。侍者慌忙追去，在庭院里才给他穿上鞋，在大门口才给他佩上剑，直到一个叫做“蒲疏”的闹市才使他登上车。当晚，庄王在城郊住下，随即兴师伐宋。3这个故事虽有夸张，却也事出有因，符合楚人的一般性格。4

楚人好乐舞，这或许与他们崇凤有某种关联。前述关于凤的引文，即多与“舞”相连。楚人的乐舞，借助于跳动的声和态，抒了楚人的艺术怀，显示了楚人的艺术素养，也显示了楚人乐观豪放的民族性格。

楚人的舞姿已在长曳千年的流光中消失了，但楚伯乐声却凝结在出土的乐器上，缭绕在文献的字里行间，至今恍若在耳。八音之中，楚人所爱以钟为最。尚钟之风，于楚为烈。诸夏以鼎为宝器或重器，九鼎是王权的象征。两国交兵，胜者攻入败者的国都，往往要迁其重器。楚国就大不一样了，它的重器，与其说是鼎，不如说是钟。春秋晚期，楚王有“九龙之钟”，后来吴师攻入楚国郢都，曾破其“九龙之钟”。再后来秦人入郢都，也是把所能找到的钟都搬走了。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让我们依稀可见当年楚地钟的盛行。而身处草莽的钟子期竟如此精通音律，以至“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佳话流传千古，足见楚地乐舞之盛和楚人对音乐的偏爱5。

楚人鲜明的民族特点，使楚民族形成了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熊渠和熊通均曾宣称“我蛮夷也”6，强烈地表现自己与中原华夏族不同的民族认同。

由于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楚人的民族感也就特别浓烈，因此楚民族史上产生了许多忠君爱国感人至深的事迹。

楚国的将帅，如有覆军之败，往往自尽以谢国人和国君。虽贵为公子王孙，位至令尹、司马，也很少有委过和偷生的。楚庄王曾命其子屈瑕伐罗，败绩，屈瑕自缢。城濮之战，楚国属县申、息之师损失惨重，成王派人对令尹子玉说：“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1子玉遂自缢于方城之外。鄢陵之战，统率中军的司马子反醉酒败事，共王派人去责备他，也表示宽恕他，但令尹子重以子玉自尽的故事提醒他，子反还是自尽了。康王时，令尹子囊为吴师所败，整军而还，感到无颜见君，途中伏剑而死，死前犹不忘国事，嘱咐司马子庚一定要修筑郢都城垣。

平民的爱国义行，也感人至深。伍子胥复仇之师攻入郢都后，昭王出奔，但楚国人民却自觉奋起抗战，“相率而为致勇之寇，皆方命，奋臂而为之斗。当此之时，无将，率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吴兵，复楚地。”2有个叫屠羊说的商人，一路侍奉着昭王。事平之后，昭王要给他高官厚赏，他辞谢了，依旧去做他的屠羊生意。楚国人民忠君爱国的自行动，是其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的自然流露。而楚国上下强烈的忠君爱国精神，是楚国能够变小为大，转弱为强，并能长期保持强盛的坚强基础。3

然而，随着与中原华夏民族交往的日渐加深，春秋战国以后，楚民族正逐渐与华夏民族走向认同，直至完全融为一体。

楚人由于其特殊的族源背景，造就了它特殊的夷夏结合，以夏为主的民族文化特点。在心理上，它虽自卑于诸夏，但又自矜于蛮夷。出于对源出中原炎黄集团的祝融始祖的认同，以及这种特殊的文化和心理特点，楚人从一开始就积极地向中原诸夏学习，吸收其先进的文化，并不断向中原推进。春秋时期中国的政局，可以说就是围绕着楚人的北进和中原华夏族诸国联合抗楚的斗争轴心而展开的。然而，楚人向北展得越深，它卷入这场以华夏民族为核心的民族大融合的程度也就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