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第三节汉族向华南的迁徙和发展（3）

（三）避乱落籍

两汉末年，由于社会动乱，不少士民为避乱而迁入华南，如王莽时鲁国汶阳（今山东宁阳）士氏避乱落籍苍梧广信县；光武帝初年时山东青州王氏落籍珠崖；桓帝时颍川1唐氏，献帝时陈国（今河南淮阳）袁氏避乱落籍桂阳县。这些都是士大夫阶层的人避乱落籍，史书有所记载，而一般下层平民避乱落籍的虽然更多，史书却不可能对此有所记载，但合浦一带“自汉末至五代，中原避乱之人，多家于此”2，则是史家认同的史实。历史展的一种趋势，两汉时迁入华南的汉族以比当地土著族群文明程度高的文化而吸引和融合了一部分土著族群，其突出的事例就是南越族的迅速汉化。

前已述及，南越族本是先秦的苍梧人与粤南及珠江三角洲的越人在汉初融合，以赵佗建南越国为标志而形成的一个族群。由于秦征服岭南时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并先后迁入80余万汉族，加上汉武帝平南越的10万大军直捣南越国都番禺；平南越后又将动叛乱的吕嘉子孙宗族徙迁四川“置不韦县，以彰其先人之恶”。3而留在粤南及珠江三角洲的南越人本来在赵佗统治时，由于赵佗实行了“和辑百越”的政策，大力推广中原汉族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引进“金、铁、田器、马、牛、羊”4。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中出土了大型的南越式鼎，70多件冶铁工具，成捆的铁剑、铁矛等武器和完整的铁铠甲。5在展生产力的同时，又大力推广汉文化。《南粤丛录》引《粤纪》云：“广东之文始尉佗。”如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木牍、木简、印章以及在铜器、陶器和漆器上写、刻、印、烙的都是汉字，南越王墓“文帝行玺”“泰子”“赵昧”“帝印”“左夫人印”“右夫人玺”等19枚印章即是实例。更重要的是还用汉字布命令，“下令国中曰”，可见汉字的使用已较广泛。又如，赵佗仿效汉律，“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比内诸侯”1。再如，赵佗还鼓励汉越两族通婚，赵氏王族和南越领吕嘉建立家族联姻，史载丞相“吕嘉年长矣，相三王，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2。由于有赵佗推行汉文化长达93年的基础，所以汉武帝平南越后，南越国中心地带，即包括番禺在内的粤中地区的南越人迅速地汉化了，而这些被汉化的南越人，就是今天汉族中讲粤语（又称白话）的广府人的先祖。南越人的汉化是秦汉时迁入华南汉族的一个重要成果。

汉族迁入华南滚动展的另一个成果是部分苍梧人的汉化。前已述及，先秦时居住在桂粤湘交界一带的苍梧人，除一部分在春秋战国至秦相交时南迁粤中及珠江三角洲与当地越人融合而成南越人，还有一部分苍梧人除西迁成为今天广西三江侗族和广西金秀茶山瑶（操拉伽语）以外，留在原地的苍梧人在迁入汉族的影响下也逐步汉化而成为今天粤西和桂东北约20万操“标话”的汉族。3这一些操“标话”的汉族之所以汉化速度比较缓慢，是因为西汉时，中原地区与岭南来往的主要通道是从湖南零陵，过营浦（湖南道县）、冷道（今湖南蓝山），再过九嶷山到封中（今之贺州市东南和封开县北部），然后循贺江、西江水道而到番禺。所以西汉曾是苍梧人聚居的苍梧郡居贺江下游和西江中下游，正处在这条中原与岭南的通道上，而使这一地区的土著苍梧人从秦代就开始受到中原汉文化的熏陶和影响而开始汉化。但是，东汉建武十五年（39年）以后，桂阳太守卫飒在粤北、湘南凿山通道500里，列亭传，置邮驿，4使中原地区到岭南只要过长沙、耒阳、郴州、临武，直入粤北，顺北江水道可直抵番禺，不仅缩短了路程还可骑马快进，使北江的含诓（今广东英德）从此成为通道的中转站，苍梧郡却开始失去了通道地位。及至唐代，张九龄于开元十六年（728年）修建粤北南雄跨大庾岭至赣南的通道，1从中原至岭南，可从鄂州（今武汉）顺大江而下，到江州（今九江）转洪州（今南昌），再沿赣水而上，跨大庾岭过南雄，顺浈水转北江而下达番禺，使得从中原到番禺更便捷了。昔日的苍梧郡便成了一个封闭的孤岛，故使这一部分开始汉化了的苍梧人展相对缓慢，致使苍梧文化的积淀便在语上形成了与侗语、拉伽语相接近的标话2，而成为华南汉族中独特的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