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话说“文人无行”（3）

这些御用文人，十之**都非善类。***明代的沈德符描写过：“词臣日偃户高卧，或命酒高会而已。”好像很轻松，很潇洒，除喝酒作诗外，就是睡大觉了。其实不然，能巴结到统治者身边的文人，绝对是拍马屁、哄皇帝老子开心的高手，而且要巩固住御用的地位，必无所不用其极地上拍下踹，独领皇帝对他的恩幸，还不遗余力地做皇帝在文化界的耳目，以诛杀同类来邀宠讨好。元万顷等文人，实际是宫廷里用来分宰相行政权的特别秘书班子，一时间，权重势炽，是炙手可热的差使。唐代，宰相在南衙办公，而这些直接受命于高宗或武后的文人，都是从北门进宫，舞文弄墨，插手政治，人们才把这些品格卑污、行为龌龊、轻浮浅薄、不讲廉耻的文人，蔑称之为“北门学士”。

据《朝野佥载》，这类堕落文人的丑态，更有甚者，如：“唐天后梁王武三思为张易之作传，云是王子晋后身，于缑氏山立祠，诗人才子佞者为诗以咏之，舍人崔融为最，后易之赤族，佞者并流岭南。”如：“唐天后内史宗楚客，性谄佞。时薛师有繆毒之宠，遂为作传二卷。论薛师之圣，从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释迦重出，观音再生。期年之间，位至内史。”如：“崔浞谄事张易之与韦皇后，及韦诛，复附太平公主。有冯子都、董偃之宠。妻美，并二女并进储闱，得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有谤之曰：‘托庸才于主第，进艳妇于春宫。”’如：“唐天后时，张岌谄事薛师，掌擎黄膜随薛师后，于马旁伏地承薛师马蹬。侍御史郭霸尝来俊臣粪秽，宋之问捧张易之溺器。并偷媚取容，实名教之罪人也。”

无行文人之下流无耻，莫过于此了。崔融、宋楚客之流，竟以诗文来谄媚溜舔武则天的面张易之和僧薛怀义，宋之问甚至为张易之捧尿壶，还做不堪入目的样子献媚权贵，如此不择手段的阿谀奉承，说他们是名教之罪人，是一点也不错的。最下作的，还数那位崔湜，他“美容仪，早有才名，与兄弟等并有才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际，自比王谢之家”。就这样一个贵家子弟出身的文人，竟以自己的姿容，甘为男妓，去当太平公主的面。这还不够，为捞到一份官职，把老婆和两个女儿，送到东宫。供太子寻欢作乐，连最后一点人味也丧失殆尽了。

一个文人，琢磨怎么样走门子、拜把头、串高门、攀名流的话，研究如何去捧臭脚、拍马屁、当走狗、卖灵魂的话，这样无行下去，文坛便真的成了鬼魅的世界了。就是那个捧尿壶而自得的宋之间，看到另外一位诗人刘希夷写的一《代悲白头吟》，其中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绝妙联句，嫉妒得要死，自己又写不出，于是找人用沙袋压死了他，将这诗窃为已有。

无行到了极点，便无法无天了。所以，宋祁在《新唐书文艺》的序文里，一上来就谈到文人中的这类小人，“恃以取败者有之，朋奸饰伪者有之，怨望讪国者有之”，不胜感慨系之。

在他这篇著作中，被点到的还有：

如：“崔颢，有文无行，好蒲博嗜酒，娶妻唯择美者，俄又弃之，凡四五娶。”这是生活上的不检点。如：“刘太真，迁礼部掌贡士，多取大臣贵近子弟，坐贬信州。”这是作风上的不正派。如：“崔元翰，好学，老不倦，用思精致，驰骋班固蔡邕间。以自名家，怨陆贽李充，乃附裴延龄。延龄表钩校京兆，妄费持吏甚急，而充等自无过，讫不能傅致以罪云。”这是品质上的不可信。如：“李益，少痴而忌克，防闲妻妾苛严，世谓妒为李益。”这是精神上的不健全。据说，他为了防止妻妾红杏出墙，每晚要在她们房屋四周和门口，洒上白粉，作为隔离带，一出去就必留下足印，如此禁锢防范，简直成了变态狂。

所以，文人无行，在唐代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太平广记》卷一八三引宋孙光宪《北梦琐》：“唐末举人，不问事行文艺，但勤于请谒，号曰精切。”一直到宋代，秦观在《谢王学士书》中叹息：“每观今时偶变投隙之士，操数寸之管，书方尺之纸，无不拾取青紫为宗族荣耀，而己独碌碌抱不售之器以自滨于饥寒。”可见一时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