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素描王安石（3）

近年来，这类文坛上哄抬物价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可见古今同理。***因为捧角的人，啃招牌边，是啖饭之道。而被捧的人，也是招摇之术，所以，就有活着给自己立生祠的事。但即使如王安石者，也不曾让人这样香火奉祀他的，可见在某些方面，今人要比古人，脑袋瓜子灵活得多了。

1067年正月，宋神宗即位，立即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九月，又擢升翰林学士兼侍讲，这比坐直升飞机还要快，因为他决心要把这位隔墙吹喇叭，名声在外的奇才，从外任调入京师予以重任。因为当太子时，他的太子司文书事韩维（后来王安石把他一脚踢了），经常对政局表看法。每逢这位王储赞同时，韩就表示，此非臣之意见，乃王安石之见解耳。所以，神宗耳朵里早被王安石的名声灌满了。王安石和韩维书信往来，很了解这位新皇帝对他的态度。看来，此公身在金陵，心在汴京，并不是无抱负地傻吃鱼饵的呆子，更不是厌倦仕途的尘外之人，只不过要看时机和什么样的皇帝罢了。

所以说，怪也好，不怪也好，装怪也好，都有其现实的考虑。王安石不是不想出仕的，1058年（嘉祐三年），宋仁宗把他从江东刑狱调到中央来任度支判官，他也曾对仁宗皇帝抱有幻想，上过万书的。结果，碰了个钉子，未被采纳，他怀才不遇，适逢丁忧，只好退隐金陵，待机而动了。英宗一朝，他因为反对过这位皇帝继承大位，知道不会有好果子吃。所以给他官做，他也不做。等到神宗登基，他认为是时候了，圣旨一到，他不再拒绝做官，马上接受了任命。

不过，他也许觉得一反常态地热衷仕途，和他多年营造的恬淡拒任的形象，不那么吻合，到底还是称病，拖延了七个月才进京。弄得神宗也疑惑起来，是真有病呢，还是冀图高位？

他二十多年韬光养晦，拒不出山，制造空气，声誉鹊起，也有其策略上的盘算，因仁宗、英宗两朝任职的范仲淹、晏殊、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这些文学上的对手，要想超越的话，还得凭借政治上的优势才行。而在封建社会里，最大的政治上的靠山，就是皇帝。他深知仁宗、英宗不可能对他另眼相待，所以，只有踞守金陵，等待时机了。

神宗上台，宋王朝积弱的国势，至此愈益衰敝。仁宗时，国库就“所出无余”，英宗时收不抵支，出现赤字。那些文臣们在仁宗庆历年间，也搞过新政，碰了个大钉子，只能守成求稳了。新皇帝对这些无计可施的老臣，当然不满意，而每年必须要“赐”给西夏的五万两银、十三万匹绢、两万斤茶，以求和平的费用，还不包括节日期间要“赠”番邦的银、茶、绢、帛、衣的沉重负担。王安石给仁宗上的万书，石沉大海，因为那时国家的日子好过些。但现在，处于内忧外患局面下的神宗，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王安石的变法上。他一展雄图的时机到了。

但是，任何一次政治变革，都不会顺利付诸实施的，势必要触犯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假如这部分人的力量足够强大的话，那么，变革行动不出母腹，就会被扼杀了。宋仁宗的庆历新政，清德宗的康梁变法，就是这样失败的。假如这部分的力量虽然强大，但进行政治变革的力量，足以旗鼓相当的话，那么，若是能坚定地排除变革过程中的障碍，若是变革者的营垒始终保持精诚团结，若是能够证明这场变革确实给人带来福祉的话，也许，有取得成功的可能。

王安石尽管把所有反对变法的人，都放逐了（作家是最不堪一击的，欧阳修回家养老去了，司马光靠边站了，苏东坡修西湖去了），但王安石无法制止由于权力再分配，而造成自己阵营中的分崩离析的现象。他的最得力的推行新政的副手吕惠卿，也是把他出卖，导致他最终失败的主力。王安石下台以后，在南京，天天要写“福建子”三字，以泄他对于这个人的怨恨。有一次，苏东坡在南京见到他，谈起变法的成败，王安石还恨个不已，大骂是吕惠卿把事搞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