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素描王安石（2）

说到底，怪的行为举止，无非是文人一种引人注目的表演手段而已。***

王安石死了以后不久，很快民间就流传以他为主角的说书，题名《拗相公》的话本，现在还可以从残存的《京本通俗小说》中读到。这当然是他的政治上的反对派，或者是受新政之累的老百姓，在舆论上的一次清算。用一个“拗”字，来形容王安石，当然是十分传神的。

有一年元宵节，王安石陪着神宗皇帝，君臣二人边谈边行，乘马进宣德／丁。没想到执勤卫士，持枪把他拦住了，拉住了他的马，不许他进去。那时，他已经是参知政事，相当于副相，不必那么大的脾气。居然上奏章，要逮捕法办。御史蔡确不同意，“宿卫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马非其处所，应诃止。”王安石“拗”起来，连神宗也拿他没办法，只好为他“杖卫士，斥内侍”，而“安石犹不平”。但是，他要把他的儿子王秀，推荐给神宗皇帝时，按他的怪和拗，直接提出来，也未为不可的。可他却绕了个大弯子，先把他儿子写的策论和《道德经》注疏，刻了板，再印成书，再拿到市场上卖，再从读者的呼声中，上达天听使皇帝闻知，采取了这种迂回战术，此公究竟是真拗呢，还是假拗？真是要打个问号的。

在中国文学史上，文人当官者很多。官有做得大的，王安石怕是天字第一号，中枢决策，位极人臣。也有做得小的，陶渊明做彭泽令，顶多算七品芝麻官吧？有人是很想做官的，“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看似清高，实际觉得当朝皇帝赏识不够，没给他一个像样的官，就跑到永王璘那儿当幕僚去了，以为造反成功的话，还能不高官厚禄吗？但也有人很怕做官的，董卓一进洛阳，文人都跑掉了，只有蔡邕在满门抄斩的威肋下，给董卓做事。有的为了做官，连气节也不要的，作《燕子笺》的阮大铖，就是一个这样的败类了。有的为了不做官，还被砍掉了脑袋，这就是和司马炎不合作的嵇康，所遭遇到的厄运了。而和嵇中散差不多心态的阮籍，不得不做了个步兵尉的小官，成天喝得醉醺醺地逃脱政治。有一回，竟醉了两个月，不理政事，这样才勉强保住了级。

但也有人以不做官作为资本，傲世任，沽名钓誉，大捞一把者，在这方面，王安石可以说是一个最成功的例子，比之现代一些作家以隐求显的小伎俩，不知高明多少倍。

在中国历史上，唐宋两朝，是文人做官最多的年代，唐宋八大家，几乎每个人的官，都做得不小的。此前的汉魏时期，皇帝是不怎么把文人当回事的，司马迁自己都认为，史官不过是倡隶优卒之流的小人物；司马相如、枚乘也不过文学侍从罢了。弥衡被曹操罚做鼓吏，杨修只是随军参事，竹林七贤中，有的官职不低，但无实权。此后的明清时期，文人做大官者，就更少了；进入中央决策机关，能参与政要，号施令者，绝无仅有。虽然有些御用文人，随侍皇帝左右，写些应制文章，但只有吾王万岁万万岁的捧场权，干政是轻易不敢的。唯有唐宋两代，文人的价码要高一点，像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在被黜被贬被流放的况下，还能当上地方官。而王安石，能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不足恤”的精神，改变了整个国家现行政策者，亘古以来，也只有他一人而已。

王安石为了实现他的变法意图，以不做官的手段求官，几乎等待了他的前半辈子，能下这么大本钱，连同时代的人，都认为他怪得可以，因为朝廷再三请他出仕，他就是拒绝任命。有一次，给他一个修起居注的差使，“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地坚辞，可见他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以怪制胜的怪人了。

王安石1042年（庆历二年）考中进士，时年21岁。一直到46岁，也就是1068年（熙宁元年）得意，经历了宋仁宗、宋英宗两朝，一共二十五六年之久，进学金陵，不予奔竞，“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俾于美官，惟患其不就也”。由于他谢绝到朝廷里就任，恬退守职，声名日盛。越表示不做官，朝野上下越希望他出来做官，越做出怪的行止，也越是吸引观众。舆论造得如此之足竟视他为“一世之伟人”，朝拜者、敬礼者、请安者、侍奉者不绝于门，“以金陵（指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如此极尽蛊惑煽动之能事的效果，试想这是傻不唧唧吃了一盘子鱼饵的人，制造得出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