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一节族称族源（2）

二是在努力做到内容全面、准确的同时，尽量体现十多年来土族文化的新变化。为了全景式展现土族文化的总体面貌，我们在内容和资料的取舍上尽量做到全面、准确，既注意总体的概括，又尽力将土族重要的文化现象作一全面介绍。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土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展，土族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的步伐也在悄然加快。此前相沿成习的许多生产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均生了很大变化，甚至一些习俗和文化现象也在渐渐消失。因此，在介绍或描述某一习俗或活动时，尽量体现新变化，一些今天不复存在但过去生积极影响和作用的习俗，也尽量予以反映。此外，由于篇幅所限，土族有影响的历史文化人物一章中，1949年后出生的人物未选入。

三是在描述民族共性的同时注意内部差异。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受居住地文化环境的影响，甘青各地的土族在风俗习惯、生产方式、民间信仰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差异，形成了各自鲜明的特征。本书在撰写过程中也充分注意到土族文化的这一重要特点，在差异较大的方面或专列段落加以介绍，或在叙述过程中给予说明，使读者明了具体的差异。

本书的五位编著者中有三位为土族，自小就受到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对本民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和诸多文化现象熟知于心；工作后由于职业的缘故，对本民族文化的展比较关心，对土族文化某一方面的研究也有所涉及。其他两位虽非土族，却也在自身的专业研究中对土族文化有所涉及，对此也有着比较多的了解。当接到丛书项目组委托的这项光荣任务时，我们自知学识有限，但又觉得通过这种形式可为土族文化的展尽一点绵薄之力，因此积极承担。当编写工作全面开始时，面对庞大的体系和仓促的时间，我们感到了压力。因为要在短短的数月时间编就一本全景式展现土族多姿多彩文化的书，实在是一项过于艰巨的任务。好在有丛书项目组和特邀学术顾问们的大力支持和热心帮助，我们鼓起勇气，尽自身所学、所研、所知，顺利完成了书稿。

当书稿成文交付出版社时，我们怀揣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或许有些内容我们没有涉及；或许有些观点我们没有介绍到；或许有些重要著作我们没有参考到；或许有些著名的土族人物被遗漏；或许有些地区土族的文化现象因目力不及而未收入；或许我们对一些文化现象的解读还有点浅显……

毕竟，这本书不可能囊括土族文化的方方面面，遗漏失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谅解并指正，我们将以十分谦恭、诚挚的态度接受广大读者的检验和指正！

一、族称

土族的族称，分自称和他称。土族自称因地而异：青海互助、大通和甘肃天祝一带的土族多自称“蒙古尔”“蒙古尔孔”（意为蒙古人）或“察汗蒙古尔”（意为白蒙古）；青海民和三川地区的土族多自称“土昆”或“忙古”；居住在青海同仁县土族自称“土民”或“霍尔”；居住在甘肃卓尼地区的土族多自称“勺哇绕”（即勺哇部落）。其他民族对土族的称呼也各不相同：汉、回等民族称土族为“土人”“土民”“土户家”；藏族和藏文文献称土族为“霍尔”；汉文史书和地方志则称土族为“西宁州土人”“西宁土人”“土人”“土民”等。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民族识别，并根据土族人民的意愿，统一称为土族。

二、族源

关于土族的族源，学术界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从20世纪初国内外学者开始探讨土族族源起，先后形成了五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即：吐谷浑说、蒙古说、多源混合说、阴山白鞑靼说、沙陀突厥说等。

（一）吐谷浑说

此说最早见于1929年《蒙藏周报》刊载的《青海各民族记略》一文，在1949年前已是一种通行的说法。1949年后，许多学者和著作分别从地名来源、家谱世系、土族的自称和他称、民族风俗、丧葬礼仪、民族关系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论证土族与吐谷浑的历史渊源。此说认为，吐谷浑在青海立国300多年，唐高宗龙朔年间（661～663年）被吐蕃灭亡后，其族人少部分随其王室东迁宁夏、陕北和山西一带，大部分则降于吐蕃，留居故地。留居故地者除一部分被吐蕃同化吸收外，一部分在祁连山南麓、湟水以北地区繁衍生息，被藏族文献称为“霍尔”。到元时，蒙古族迁入青海，与当地被藏族称为“霍尔”的吐谷浑后裔融合，并吸收藏、汉等其他民族养分形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其中吐谷浑人在土族形成过程中处于主体地位，土族的族称便来源于吐谷浑之“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