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第三节毛南族研究的相关论著（4）

而对毛南族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国内的专家。***

2003年夏天，韩国有个民俗专家来访。这位先生自称此前曾大量涉猎过毛南族的资料，自以为可以成为半个毛南通。他在跟我聊天时说，他知道毛南族崇拜猴，在丧葬仪式上跳猴鼓舞，以表示对先人的怀念；毛南族还在大年夜组织青年举着火把成群结队到坡上与邻村人进行对骂活动，以求来年六畜兴旺、五谷丰登；毛南族人自称“阿难”之意是“这个地方的人”……我一听，不由为之哑然，因为他说的这些毛南族风俗，我这个在毛南山乡长大的毛南人居然闻所未闻。他列举的这些事例跟毛南族的风俗习惯大相径庭，有的甚至是跟毛南族人的文化心态背道而驰的。毛南族不但不崇拜猴，而且在心理上对猴是厌恶的，甚至是忌讳的（参阅本书第三章第一节）。至于大年夜，毛南族更是一家团圆，不但从不开展户外活动，而且大家见面，都相互说祝福的话。再者，毛南人的自称是“诶南”而不是“阿难”，而且其意也不是“这个地方的人”，而是“毛南地方的人”。后来，他亲自跑到下南，对毛南族进行一次考察，果然他先前查阅的资料是讹传。

那时，他就建议，应该由毛南族人写一本毛南族文化风俗的书，向世人全方位地介绍毛南族的风土人。

我同意他的建议。但限于种种原因，当时并没有着手进行撰写。

直到去年年底，我在北京进修时，宁夏人民出版社的何志明先生找到我，请我主持编纂《中华民族全书·中国毛南族》的工作。当时，我打电话向自治县人民政府蒋向明县长及政协刘桂莲主席汇报，也跟几个长期研究毛南族文化的专家商量，他们一致表示支持我的工作。

参加这部书编纂的人员，除了蒋志雨先生之外，都是土生土长的毛南族人，而且都是毛南族的文化人，其中有的还是毛南族的民俗专家。如蒙国荣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进行毛南族的研究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被誉为“毛南族民俗第一人”。现在出版的所有毛南族资料里，都有他的手笔。他手里掌握着大量第一手的毛南族民俗资料，而且由于近来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很多毛南族的风俗已经消失，他的这些资料已经成为孤本。可以说，如果没有他多年来的抢救工作，毛南族的很多民族文化，将会彻底消失。谭鹏星先生也是一个长期致力于毛南族历史研究的人。他主政环江县志、党史部门十多年，主编过《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志》《环江党史》《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概况》（修订本）、《毛南族研究文选》等，对毛南族的历史沿革了如指掌。其他几位合作者谭炳贤、谭自乐、谭滋长等，虽然是第一次参与这类工作，但都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责任感，在搜集、编写过程中尽心尽力。即使是在春节期间，仍然深入毛南村寨进行走访活动，力图掌握第一手材料，让一个真实的毛南族展现在世人面前。尤值一提的是陆天桥博士，他为了研究毛南族语，曾在毛南族地区生活了将近一年之久，几乎天天与毛南族人民直接对话，基本掌握了毛南话。此书的语部分，就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蒋志雨先生虽然是汉族人，但他1960年开始就在毛南族地区生活，现在的家庭成员大都是毛南族人，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积极参与对毛南族文化的抢救性搜集整理工作。著名的《枫娥歌》就是他挖掘整理出来的，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毛南族的权威人士。本文所有的图片都是由谭和宾负责收集整理的。谭和宾是个摄影爱好者，也是县国土资源局的领导班子成员，工作非常忙。我把图片清单交给他之后，他基本就没有礼拜天了。很多图片都得爬到山顶去拍摄，有时跑一整天才拍到几张照片，其中的辛苦不而喻。

在我们编写本书的时候，我们所生活的地区遇到了史上罕见的旱灾，使我们的工作一度中断。但我们还是想方设法，尽量抢时间，深入毛南族地区，进行田野考察。很多朋友知道我们的工作后，都主动伸出援手，不但提供资料上的方便，有的还提供车辆为我们服务。由于此前从没有一本详细系统地介绍过毛南族的书，因此，我们的工作基本都是从零开始的，工作量大，工作难度也高。为了弄清某个环节，我们编纂小组的成员甚至要跑几趟乡下。如负责毛南族医药方面的谭可大老先生，已年届八旬，仅春节期间就借用其外甥的车辆，从金城江到下南跑了四趟。几个月来，我们除了伏案劳神，除了聚在我的办公室里探讨，就是奔走在毛南山乡的村寨里。我们的足迹遍及毛南山乡。为了了解迁出同胞的展况，我们还到南丹县的八圩乡。八圩乡的同胞说，在他们的记忆里，我们是第一批代表故乡政府去看望他们的故乡人。给我们当向导的是刚给村民送水回来的八圩乡副乡长谭赤荣。谭赤荣是毛南族，而更为巧合的是，他的祖先就是从我们屯迁到南丹的。如果他们不迁出去，现在他就是我的邻居大哥。那天，他们的家园到处尘土飞扬，他们的井里只有干涸的石头，没有一滴水，无的旱灾还在包围着他们和我们。但他们的脸上挂满了笑容，我们的脸上也挂满了笑容。我们虽然没有感天动地，让一贫如洗的天空落下雨水，但我们相互感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