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第二节族际往来（1）

白族与兄弟民族的族际往来，主体是与汉民族的交流。除了白族积极向内地汉族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以外，最值得注意的是汉族人口的持续迁入与白族民族共同体展的关系。

历史上，汉族移民的不断迁入是洱海地区乃至云南社会经济展的重要因素。秦汉以来，随着中央王朝不断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设置郡县，推广汉文化，不少汉族移民陆续迁入洱海地区。到唐代，汉族移民的数量有极大的增加。唐代云南汉族移民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即通过战争或暴力的方式进行的。公元738年，唐王朝扶持南诏领皮逻阁统一滇西洱海地区。但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后，力量更加强大，不断向外扩张，与唐王朝生尖锐矛盾，终于导致了天宝年间唐朝和南诏之间的战争。唐天宝十载（751年），鲜于仲通“率精兵八万，讨南诏，与阁罗凤战于泸南，全军陷没……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天宝十三载（754年），唐王朝再次对南诏用兵。将军“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加上辎重队伍十余万众。南诏大败唐军，李宓全军覆没。南诏收唐阵亡将士尸体“祭而葬之”，这就是今存于大理市下关天宝街的“万人冢”（又名“大唐天宝战士冢”）。二十余万众大唐将士中，战死者为少数，绝大部分受伤、被俘或流散于滇西洱海地区，他们是以战争形式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后来这些汉族移民逐渐融合于滇西白蛮之中，成了今天的白族。

唐代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主要分布在滇西洱海周围地区。他们同当地白蛮一道，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展农业生产，精耕细作，兴修水利，种植各种农作物。农田水利的展，使洱海地区的农业又有较大进步。在手工业方面，由于唐大和三年（829年）南诏寇西川，掳掠得许多能工巧匠。正是数十万汉族移民融入了白族，使白族地区经济文化迅速展，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汉晋时期的昆明、曲靖转移到滇西的洱海地区。

云南古代史上汉族移民的第三次**是明朝时期，此次移民主要是由中央王朝有组织地进行的，进入云南的汉族人数、规模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也是空前的。其移民方式有平滇军队留戍、卫所军屯、移民实边，以及仕宦落籍、官吏谪戍、士人流寓、农民流亡和入滇工商等，其中占主体的为卫所军屯官兵及其家属。

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军平定云南后，朱元璋“诏颍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蓝玉班师，留西平侯沐英率数万众镇滇中”。后因建卫所屯田，又多次调内地军队入滇屯戍，三年间新调入滇军队近11万人，加上原来留滇的数万军队，明初从内地进入云南的汉族军队官兵应不少于15万人。明代军士必须结婚，为世籍军户，妻室同行，到指定地点屯田戍守。因此15万人实际上是15万户，以每户4人计，达60万人。他们遍布于云南内地各府州县，成为以卫所军屯形式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从此汉族成为云南的主体民族，并在经济、文化的展中起着主体民族的作用。

历代以不同方式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不仅给云南注入了新鲜血液，而且把内地先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带到了云南，加速了云南展的步伐。此外，汉族移民的迁入，引起了白族地区人口及分布的巨大变化。洱海周围的白族聚居区，明代以后大量的汉族军屯人口逐渐融入到白族之中，表现为白族化进程；但在洱海区域之外的各白族地区，白族人口则大多融入汉族，则是一个汉族化过程。汉族化与白族化的同时进行，造成了当代白族人口数量及其分布的总体格局。

白族与其他兄弟民族的族际往来，先表现为各民族呈“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千百年来在同一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在生产、生活上形成了相互依存、息息相关的密切关系。这种分布格局，一方面是各民族先民不断自然迁徙的结果，此外，南诏以来统治阶级强行将很多民族迁徙到其他民族聚居区，客观上也造成了民族杂居及民族融合。如《蛮书》卷四说：“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围胁西爨，徙二十万户于永昌城。”其次，纵观白族与兄弟少数民族关系总特点，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上相互合作，经济和文化上相互学习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民族感上相互尊重并相互认同为同根所生的兄弟种群，著名的《九隆神话》反映的就是各民族认同的“同根意识”。因此，包括白族在内的云南大多数民族地区，较少存在民族歧视和矛盾。如与彝族及其先民“乌蛮”，从南诏、大理国以来，就一直保持互相合作和团结互助的关系。从南诏“白蛮”“乌蛮”联合政权的性质，到大理国时期的“三十七部会盟碑”，都充分体现了白族与彝族及其先民在政治、军事上的全面合作关系。至于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由于白族社会、经济和文化展较为先进，因此白族在与其他民族交往时，更多地充当了先进经济和文化传播者的任务。如居住在洱海区域的回族，虽然保留着宗教信仰，但都已转用白族语，其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等基本都类似于白族。在传播先进文化方面，白族从古至今一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以白族为主体的洱海地区，各民族之间团结和睦，形成了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历史传统，这在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今天，尤其具有十分可贵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