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第二节坚定维护祖国统一（2）

大理国时期，云南各族人民与祖国内地在经济文化上有着广泛的交流。经济上，大理国主动向宋王朝上表，请求互市，主动向汉族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上仰慕中原文化，屡次到中原购买儒家经典、佛教文献以及其他书籍。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大理国派遣使臣高泰运向宋王朝求书，“求经籍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又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载，大理国利贞二年（1173年），大理商人李观音得、董六经黑、张般若师等到广西横山卖马，开列的购买书书单有：《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初学记》，张孟的《押韵》《切韵》《玉篇》《百家书》等。在求书函中写道：“吾闻夫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两国之人，不期而会者，岂不习夫子之哉？”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大理国使人入宋取大藏经，置五华楼。在长期的经济文化密切交流中，汉文化对大理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元初郭松年在其所著《大理行记》一书中说：“故大理之民，数百年间，五姓固守……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

由上可知，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地区虽然建立了地方民族政权，但在政治上，两个地方民族政权都积极维护中央王朝的权威，努力保持和加强与中央王朝的臣属关系，在经济和文化上，则积极向内地学习，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汉文化，加快和强化了中华民族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南诏大理国的初步统一为全国大统一奠定基础

由于云南地处西南边疆，民族众多、山川阻隔，虽然云南从汉武帝时期便已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但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直至隋末唐初，中央王朝对云南的经略开拓与设置经营仍未能实现云南的统一，云南的大部分地方仍然是“部落支离，领星碎”、“各擅山川，不相役属”的分裂局面。这种部落林立、互不统属的状况，既不利于全国的统一，也不利于云南地方的稳定，更不符合云南各族人民的利益，因而公元8世纪中叶唐朝为抵御吐蕃而扶持南诏统一云南，是一种顺应时代和人民愿望的历史趋势。从南诏统一云南到元代实现更高层次的全国大统一这一历史进程中，可以清晰地理出一条在云南这样的部落林立、民族众多的分裂局面下与全国实现统一的展线索和展步骤：洱海地区的乌蛮诸部从“毋常处，毋君长”的分散状态经过兼并争战逐步形成“六诏”，即6个实行王权世袭的酋邦；南诏崛起，六诏归一，实现了洱海地区的小区域统一。

南诏时期，除了运用军事征服手段进行统一外，统治者在处理辖区内少数民族事务时采取灵活政策，通过不同的方式有效地管理当地少数民族，使之得到不同程度的展。如社会、经济和文化展较为先进的主体民族白蛮的贵族阶层，与乌蛮贵族构成统治集团，共同分享政治权力；对洱海周围和滇东地区的白蛮、乌蛮望族，通过联姻等方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对于山区和边疆地区展缓慢的世居民族，则通过设节度并派遣官吏进行松散的羁縻统治。到大理国时期，云南大部分地区已由奴隶制展为封建领主制经济，无需再征服大量的少数民族做奴隶，与南诏相比，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征战较少。对于山区和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则通过盟誓或封赐的方式给予一定的自治权力，通过这些方式，巩固了大理政权对边疆地区的控制。

南诏大理国时期，形成了继汉晋以来又一次范围广、规模大、影响深的民族融合，南诏统治者通过迁移、战争、掠夺等方式，获取了大量汉族人口和当地少数民族，把他们安置在不同的地方，客观上通过迁移，不同民族在同一地区共同生存，促进了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大量内地人口进入云南，融入到当地少数民族当中，为当地民族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展；落后民族进入达地区，学习和借鉴先进民族的生产技术、生产经验、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使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重视和笼络汉族及其他民族上层官吏进入统治集团，不仅促进了南诏统治者自身的进步，也增强了民族之间的融合。特别是南诏大理国时期，积极学习内地的先进经济文化，并将这些先进文化传播到各民族地区。可见，南诏大理国时期不仅在政治上实现了统一，而且在思想上、文化上增强了云南地方民族的向心力，增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对维护祖国的统一，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