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诗人的感觉误区（3）

年轻时，他也曾“好臧否人物”，但后来，经他叔叔的劝告，“论自此哀止”（《宋书·谢瞻传》），就用自己的大量诗歌来证明他的存在了。只有作品才是最有说服力的东西，光在那里不断地表宣，要大家奉之为圭臬，可又拿不出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作品来佐证自己的文学见解。这些人的瘪三相，真有些似魏晋人的空谈，大概耍嘴皮子，是中国人千百年来不曾灭绝的恶习。如今那些充斥在报章上的，只有他革命，而别人不革命，或反革命，或干脆不准别人革命的种种文学恶少的论，一派扯淡之声，也确是让人摇头。遗憾的是，魏晋人空谈的时候，至少还有清雅飘逸，洒脱不俗的器识和风度，可在这些恶少身上，却是丝毫找不到的。

谢灵运的诗曾被《诗品》誉之：“为元嘉之雄”，一提山水诗，就想起谢灵运。但所谓诗人的“穷而后工”，对谢灵运是不合适的。所以，“愤怒”、“饥饿”出诗人说，也不能绝对化。

晋人南渡，讲究门阀等级制度的社会风气未变，诗人恰巧生在顶尖儿的“朱雀桥畔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的王、谢豪门，这就注定他们是个纵享受、逍遥自在、姬妾环绕、僮仆成群的太快活的公子哥儿。当时土族和非士族的界限分明，等级森严，所以，才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的感叹。生于豪门的谢灵运，一出世，就和权势、金钱、名望及家族力量连结在一起。

成年后，他袭祖职，“封康乐公，食邑三千户”。由于这样一个极其优裕的贵族世家的环境，又有这样一个源远流长的家族文化背景，养成他落拓不羁，放任奢豪的性格。隐则自诩为山中宰相，出则宫掖为太子宾客，在家田连阡陌，富甲一方，在官率意而为，放任行事。史书称他“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均见《宋书·本传》）。他“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数人，民间谣曰：’四人携衣，三人捉坐席‘是也”（《宋书·五行志》）。尤其“好为山泽之游，穷幽极险，从者数百人，伐木开径，百姓惊扰，以为山贼”（《资治通鉴·宋纪四》）。这样的游山玩水，谢大诗人也太过分了。

由此略知他的一生，也可以说是雅皮士的一生。按他领导服装新潮流的勇气来说，要是生在今天的话，也许会成为皮尔·卡丹式的人物。然而，他不满足于这种阔绰的生活，因为他“文章之美，与颜延之为江左第一，纵横俊，过于延之”，这些名气、声望、成就，加上自负，那根诗人的神经，就开始膨胀起来，渐渐不安于位，总是讨价还价，“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常怀愤邑”，一门心思要做官，而且要做大官了。

他甚至介入政权的最高层的矛盾斗争，《资治通鉴·宋纪二》载：“南豫州刺史庐陵王（刘）义真，警悟爱文义，而性轻易，与太子左卫率谢灵运、员外常侍颜延之、慧琳道人好款密。尝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能够得到如此明确的许诺，可见在宫廷斗争中卷入之深。凡错误地估计客观形势的人，总是先对自己的估量错了。

诗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不知道天高地厚，东南西北，这就是可怕的感觉误区了。

一进入这种误区的文人，不是伸手想捞点什么，便是张嘴想说点什么，总而之一句话，就是不那么安分了。

但谢灵运偏热衷于仕途，天真的诗人哪是职业政客的对手呢？“徐羡之等恶义真与灵运等游，义真故吏范晏从容戒之，义真日：’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谓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者也；但性所得，未能忘于悟赏耳。‘于是羡之等以为灵运、延之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出灵运为永嘉太守，延之为始安太守。”他没有想到，刘义真为之说好话的结果，连这位候补皇太子也给外放了。

后来大臣们到底把刘义真干掉，拥立了刘义真的弟弟刘义隆。刀光剑影，血洒宫廷，还不足以使谢灵运清醒，诗人总是看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而神魂颠倒。因为宋文帝还建康后，征他为秘书临，“赏遇甚厚”，便又“二百五”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