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隐赋佳话（2）

那么，第二个可能，就是席间这两个人所写的同题文章撞车了。

当场就一个题目写诗作赋，在旧中国，是文人间舞文弄墨的风雅事，甚至连韵脚都限制得死死的，给你留下的挥余地和想象空间，是极其狭窄的。这种比赛，很大程度上是一次作家才力和捷智的较量。因此，参与者笔下出现雷同啊，重复啊，近似啊，相仿啊等等撞车现象，是很正常的事。估计，袁淑卒卷以后，与谢庄易稿互看，显然是难分伯仲，各有千秋，既现对方写得不错，也觉得自己笔下不差。命题作文，这种不约而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他俩是在同一时间内写成这篇《赤鹦鹉赋》的，说不上谁模仿谁，也就用不着打笔墨官司。但袁淑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占特别的压倒优势，而且也不想当并列冠军，于是，就出现“遂隐其赋”的文坛逸事。

话说回来，像袁淑这样超脱的作家，是不太多见的。因此，在随后的文坛上，不要说同题作文出现上述现象，甚至，天南海北、你西我东、风马牛不相及的作家，也会写出题旨相同、人物相像、节相似、文体相近的作品。特别受前苏联文学影响至深，和后来又受欧美现代文学熏陶过重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两代作家，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学习、借鉴、启、感染的痕迹，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有的甚至像暹罗双胞胎那样难解难分地相似，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不过，由于很少有人表现出袁淑的那种气度，做不到“遂隐其赋”，一定要拿出来，便是那几年里一些难断的官司的由来。

所以，谈到产生这种或形似，或雷同，或意近，或貌肖的作品，有其有可原、似可谅解之处。由于我们差不多都是读了同样的中外古今的文学作品，才开始写作的。目前仍健在的作家，固然有读得多些与读得少些的学养上的区别，但自称没有读过一本小说，忽然写出小说者，是不存在的。也许有过这样的神话，但绝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实，一定要哄鬼，一定要自欺欺人，那也没有办法。所以，中国作家的创作准备大致相同，是产生撞车现象的第一个原因。

其次，由于我们差不多都是共和国这几十年风风雨雨的历史见证人，只有经历得多一些和见识得少一些的差别，没有一位是从外星来的，甚至也没有一位这几十年一直生活在外国的中国作家，所以无论怎样自称空灵，不食人间烟火，实际上是想拔着自己的头、要离开地球似的徒劳可笑，谁也离不开这个最基本的生活积累。因此，中国作家的写作要素大致相同，是造成撞车现象的第二个原因。

再则，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的平均分配制度，养成了一律、一致、一二一齐步走的深入人心的习惯。求稳的社会架构，趋同的生活模式，必然出现安分守已而不强调个性，井然守序而少标新立异的超稳定的社会常态。作家们眼往一处看，心往一处想，笔往一处写，是造成撞车现象的第三个原因。

因此，一个作家，要写出与别人的不同来，是一件煞费苦心的事。有出息的作家，总是要超越以上的限制，才能写出不与他人他作有任何牵连的、经营出自己风格的作品。正如酒必须经过窖藏，才能成为佳酿；刚从树上摘下的果子，总不免有些生涩，需要一个糖化过程，方甜美可口。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引进电视机成套设备，也是先从来料加工、原件组装开始干起来的。然后，购买技术，然后，实现国产化，然后挥国人的聪明才智，走自己的路，创自己的名牌，再打人国际市场……其实，精神产品的成熟，也应该是这样一个大同小异的路。

尤其文学，更是一个徐徐积累的过程，是急不得的，一口吃不成个胖子。揠苗助长，绝不是个好办法。解放初期，为了培养工农作家，曾经手把手地教那些刚刚脱盲的工人农民，拿起笔来，写文学作品。一些帮助工农写作的编辑和作家，出于革命激，甚至到了一字一句地点拨辅导、润饰修改的程度。最后也说不清是工农作者创作的，还是这些帮助者代庖的，因而往往成为疑案。这种做法，虽用心良苦，但收效甚微，因为即使写出了一两部说得过去的作品出来，随后再也看不到这些工农作家的下文，没有任何后劲和接续力。现在回过头去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工人作家，六十年代的跃进诗人，七十年代占领文艺舞台的造反派，至今仍笔耕不止者，已凤毛麟角矣！不是这些工农兄弟不肯下力气，道理很简单，文学的积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可能立竿见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