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人的感觉误区（1）

一部中国文学史，从《诗经》、《离骚》开始，其实，就是一部中国诗人的活动纪录。所以，诗人是文学史中一向唱主角的人物。很长时间，小说和写小说的人，是名不见经传的。《太平广记》收录了宋以前的几乎全部的小说，但许多作者的名字和况，都付之阙如。历朝历代，从皇帝到臣下，从倡优到歌伎，都是很看重，而且只注意那些头昂得高高的诗人，对他们的诗篇和他们的活动，关心的程度要高于传奇和传奇作者。“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野史”。古人早定了性，小八腊子之类，“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与诗人是无法相比的。

在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狂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一些以撰写传奇为业的作家们，也只能眼馋地羡慕这位诗人的圣眷恩隆罢了。他们若想在河边站着，看看热闹，恐怕警卫员也会将他们轰开的；要不识相的话，很可能电棒就要戳过来了。而当白居易功成名就，以一代诗圣的身分，安居洛阳度其晚年，有几位绝妙小女子作伴，偎红倚翠，怜香惜玉，快活得不可一世的时候，那些写《谢小娥传》的李公佐、写《柳毅传》的李朝威等等人物，大概也只有在门外垂涎三尺的资格，竖起耳朵听白公馆里传出来的或歌或舞，或笙或箫的乐声而已。

诗人在他不倒楣的时候，说他是天之骄子，也不为过的。但在得意番茄的时候，往往缺乏最起码的清醒，这也是诗人，当然也不仅仅是诗人，怕是所有烧包的文化人的通病。因为，诗人那根不大容易控制得住的激动神经，一旦随着大脑膨胀，而飘飘然起来，是很容易闯进感觉误区，结果倒把自己毁了的。翻一翻中国文学史，诗人，作家，文化人，这类自己把自己坑了的教训，简直不可胜数。

东晋南朝时期，中国出了两位大诗人，就是这种聪明的，能控制住这根神经和不聪明的，怎么也管不住自己，把小命送了的两个例子。一位是“采菊东篱下”的田园诗人陶渊明（365~427），另一位就是“池塘生春草”的山水诗人谢灵运（385~433）了。

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战乱频仍的年代，杀过来，杀过去，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生命处于危殆之中，大概是出不了什么思想文化巨人的。幸亏还有这两位大诗人，不然的话，文学史掀到这一页，恐怕更暗淡了。当时的社会状态是，王朝不停地更迭，疆界不断地改变，战争无休止地进行，灾难频频落在老百姓的头上。北方在异族统治之下，胡马铁骑，剽劫残掠，关洛化为废墟，黎民百不存一。南方呢，那些逃到江南来的西晋上层，和当地士族结合，统治着半壁江山，根本没有收复失地的打算。王公贵族，世家门阀，将帅统领，地方牧守，忙于争权夺位，分封割据，互相厮杀，争夺不已。到了陶渊明，到了谢灵运崭露头角的时候，偏安早成定局，北伐已是空谷遗音了。

说实在的，也就剩下一些知识分子，还存有一份可贵的伤时忧国之心。《世说新语》里记载过：“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恺）中座而叹日：’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虽然这类文士沙龙式的忧伤，无济于事，而且多少也有一点吃得太饱，帮助消化之意在内；但总是反映出一种与当局苟且偷安的政策稍有不同的声音。这也就足够足够的了，还能要求他们做些什么呢？

何况时间是治愈任何创伤的最佳药方，对陶潜来说，向往胡马铁蹄下的张掖和幽州，不过是诗人罗曼谛克的遐想。而对晚生二十年的谢灵运来说，他祖父谢安派谢玄击退苻坚的淝水之战，已成了昨日的辉煌，朝野习于苟安，社会趋向奢靡，在他们的诗集里，连新事对泣的那种山河之异的感，也难得一见了。

要是碰上了一些鼓吹别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而自己却躲在屋里的好汉，也许该高声责怪，或者挥笔痛斥新亭饮宴的诸位文士，包括这两位逃遁到田园山水中的诗人，竟没有拎着两枚手榴弹，越江而北，深入敌后，作敢死队，光荣牺牲于敌人屠刀之下，而面露奚落鄙夷之色吧！其实，说现成话，说风凉话，或事后诸葛之类，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忙着鞭挞别人而自己又并不身体力行，这种卑怯的勇敢者，不过是鲁迅笔下《聪明人，奴才和傻子》中那个悻悻然的小人罢了。至于那些在洋人卵翼下的拿绿卡和不拿绿卡的贾桂们，为讨好主子而信口雌黄，更是不值一嗤。陶渊明之田园，谢灵运之山水，这类文学上的逃遁，都是特定的时代和社会里，自然形成的态势。文学这东西，作为上层建筑，它的大致走向，总是离不开经济基础的制约和社会潮流的影响，从来也不以哪个人的喜好提倡和厌恶扼杀而改变的。若是悖谬于这种最起码的常识，而求全责备，百般挑剔的话，说得好听些，叫做缘木求鱼，说得不好听一些，那就是痴人说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