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节商贸往来（1）

布依族的人口分布格局总体上属于“大杂居，小聚居”。多数地区，布依族与其周边的汉、苗、彝、水、仡佬等民族相互交错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布局面，即使是在聚居程度比较高的贵州南部和西南部地区，布依族村落群之间也散落着少量苗族、瑶族、仡佬族、水族村寨。在贵州西部地区，布依族则以散居的形式，零星分布在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村落群当中。因此，在布依族的日常生活中，与周边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是必不可少的，是人们社交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布依族与周边各族之间的交往主要有商贸往来、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以及文化交流等形式。

长期以来，布依族与其分布地区内的各兄弟民族保持着密切的往来。这样的往来，除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以外，还表现在商贸往来方面。布依族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长期以稻作农耕为主要的生计方式，多数地区，尤其是距离商业集镇较远的山区，直到清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商品经济的萌芽。近现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布依族从商的现象才开始普遍，与周边各族的商贸交往才日渐频繁。

一、历史文献中反映出的布依族地区商贸往来

布依族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展过程中，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布依族一直以稻作农耕作为其主要的生计方式，人们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社会中，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均来自自己的土地和自己双手的劳动。布依族谚语有k？扪n1xau4xam5na2，k？扪n1pja1xam5ta6（吃饭问田，吃鱼问河），一方面说明布依族人民的生活与环境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农耕生产在人们观念中的重要性。“重农轻商”是布依族普遍存在的传统观念。“商人”成了“狡猾”“欺诈”的代名词，人们鄙视经商，看不起商人，以经商为业的人更是少见。但事实上，自从人类远离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人们的生活就永远也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给自足。农业耕作方式的不断进步，刺激了人们对更先进生产工具的需求。大约在先秦时期，中原先进的金属生产工具以及金属器具制作技术的传入，才使布依族先民与中原汉族之间有了商贸交往。

20世纪后半叶，在贵州西南部、西部地区，分别掘了一些具有地方民族色彩的古代墓葬遗址，并收集到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文物，这些墓葬和文物所处的时代，有的可以确定为战国到秦的时间段。这些地区古代是布依族先民及仡佬等其他少数民族分布的地区，今天仍然是这些民族的居住地。古墓随葬品中有铜釜、铁釜、铜鼓、青铜锄、铁斧、铁锸等金属器具，其中以青铜器占多数，铁器数量较少。南方少数民族较早就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布依族是南方较早铸造并使用铜鼓的民族，今天，铜鼓依然是布依族最尊贵、最神圣的法器。而铁器主要依靠输入，墓葬中铁器随葬品的现，说明在先秦时期，布依族等少数民族的先民就已经与中原华夏民族的祖先有了往来。

生产工具的展带来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虽然绝大多数人仍然过着简朴的生活，但劳动剩余产品已经开始出现，人们便就有了贸易交换的需求，而且已不再停留在原始的物物交换，已经展到了货币交换。贵州威宁出土的古墓随葬品中，有少量的海贝，可能就是当时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

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派人修通“五尺道”，极大地方便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的商贸往来。西汉鼎盛时期，汉武帝一方面为了寻找一条经巴蜀入滇再转身毒（即印度）进入大夏（即阿富汗）的道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控制南越，派唐蒙两次出使夜郎，打通了从今昭通向东进入贵州威宁（汉汉阳县）、赫章、毕节（汉平夷县）而到贵阳、安顺等地，史书也称为“唐蒙道”，并开设邮亭、驿站等，对夜郎地区的开拓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因而夜郎地区的僰僮、■马、牦牛、枸酱、茶蜜、雌黄、丹砂等输入巴蜀地区，使卓氏、程氏、郑氏诸商户了大财。另外从巴蜀地区传入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推动了夜郎地区经济的展。正如司马迁所说的“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有交通则有货物交换，有货物交换而产生货币，进而展各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