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一节商贸往来（2）
隋唐时期，中央王朝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政治经济环境相对宽松，民族间的商贸来往也比较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往日益密切。汉族先进生产技术和经验不断传入布依族地区，促进了生产的展。
历史上的唐王朝统治时期，政治比较稳定，经济达，文化进步。在这种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当时的布依族地区经济也得到了相对稳定的展。《新唐书·南蛮列传》记载：“牂牁土气郁热，多霖雨，稻粟再熟。”可见农业生产水平有了较大的展。婚礼以“牛酒为聘”，富人聘妻“纳金银牛羊酒”，祭礼“杀牛马、亲联毕会，助以牛酒多至数百人”。可知当时的布依族地区粮食多到可以酿酒，凡有功劳，以“牛羊铜鼓赏赐”，可知畜牧业已有很大的展。贵族阶层在衣着上的考究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如戴金银饰以及做工精细的黑熊皮帽，人们开始穿鞋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跣足，可知生活水平提高了。
布依族地区的棉花种植，汉文史料的记述较早的可以追溯到唐代。《新唐书》说：“自夜郎滇池以西，有稻、麦、粟、豆、丝、麻、蒜、桃李，以十二月为岁，布幅七寸。”又说：“男子服衫袄，大口裤，以带斜缭右肩。”这些记载中布、带、衫、袄等当以棉为原料，说明当时布依族地区种棉织布已经相当普遍。从一些汉文史籍的记载可以得知，从公元7世纪初开始，一些蔬菜品种如“千金菜”“波梭菜”等从国外传入中国，并可能也在唐时传入布依族地区。《新唐书·地理志》还记载，剑南诸郡有蔗糖，甘蔗熬糖技术是在公元7世纪中叶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布依族地区南北盘江流域及红水河一带种植甘蔗历史比较悠久，今天贞丰、望谟、册亨、安龙等县的沿江一带仍以甘蔗作为主要的经济作物。
由此可见，唐代是布依族地区与中原经贸交往最为频繁的一个时期，中原的很多农业、手工业产品，以及中原从国外引进的很多产品在这一时期通过贸易的手段传入布依族地区，促进了布依族地区经济的展。
宋代，中央王朝对布依族地区的统治日益加强，羁縻关系更加紧密，从而加深了布依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商贸往来，汉人进入布依族地区的人数日渐增多，他们带来了一些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因此与唐代相比，宋代布依族地区的农牧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又有了进一步的展。这时的蜀盐、楚铁、粤棉、滇铜等都流入贵州山区，促使这里的产品交换日趋繁荣，州、县所在地及江河沿岸已出现一些新的“邑聚”，即商贸集散地，县级以下行政机构的进一步延伸可说明这些史实。布依族古歌《造房》叙述用炭炼铁，制造铁制工具如斧、刀、尖嘴锄、凿，以及用粮食酿酒请客、祭祀等，充分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生活面貌，他们不但能制造手工工具，也会制造农业工具，如镰刀、锄头、柴刀、犁耙，等等。这些生产用具和生活用具，因铜铁的输入而逐渐完备。《宋会要辑稿》和《宋史》都反映当时南宁州（今贵州惠水一带）“人尚耕种”，“土宜五谷，多种粳稻”，还盛产名马、朱砂、苟酱、草豆蔻、山子、蜜蜡、蜡染斑布等。南宋时期，朝廷所需之战马多来自当时的布依族地区罗甸、自杞以及云南的大理等，罗甸国多次向朝廷进贡过名马。朝廷还专设买马的机构，到当时的罗甸国买马。
明代，中央王朝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大量向贵州派兵，沿驿道设置了不少卫、所、屯、堡，由军队驻守。除了军队以外，还有大量的随军家属和因各种原因进入贵州的内地汉人，使贵州人口大幅度增加并在驿道沿线形成了许多小集镇。清镇、平坝、安顺一带的屯堡村落和小镇大多是这一时期的移民形成的。人口的增多、生产的展、城镇的兴起、驿道的增辟，为物资交换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而丰富了社会需求和便利了交通条件，集市贸易随之应运而生。农业产品之间的交换、农副产品与手工业品的交换，选择在城镇附近、地理位置较适中、交通较方便的村镇，按十二生肖的日子定时定点进行。称集市贸易地点为“场坝”，按时到场坝进行贸易交易称为“赶场”。场市的开辟先是在汉族军民聚居点——卫所城池附近，是应城市居民解决农副产品需要而开设，以进行城乡物资贸易。卫城内的汉族军民与四围乡村的苗族人民届时从各处来赶场，众多的人群聚居在场市上进行贸易活动，“市如云集，朝至暮归”。贵州卫所地在贵阳，明初只有卯、申2场，于弘治年间又因“军关生理疏阔”而增设子、寅、午、戌场，每月之内可分别在6天内到相应的场市进行贸易交易，互通有无，故“人甚便之”。集市贸易对城市居民尤其重要，日常生活所需多来自场市供应。如贵阳“阁城老幼，俱俊苗民负粟入城郭，计升合贸易。有不足者，出重息以称贷于人。故苗粟一日不至，则饥。称贷不得，嗷嗷待哺而已”。粮食来源很多依赖于附近苗族、布依族等群众负荷至场市或入城贩卖供应。土司所辖民族杂居区也在城镇集市贸易影响和官府的指令下，划地、定时开设场市。明天启二年（1622年），“于孔责令熟苗聚处如保甲然，而辟地与之市，凡三日一市二令各土官如独山州、丰宁、凯里等，各划界为治。有犯者问诸土司，土司法视汉更严也”。定期、定点的场市贸易在贵州各地的兴起，深深吸引着广大各族军民，反映出贵州民族经济的展，促进了包括布依族在内的各民族经济的活跃，密切了贵州各民族的经济交流与联系。改土归流后，流官统治区的场市贸易得到较大展。明代民间场市贸易普遍处于以物易物的初级阶段，极少用银，更不使用钱钞，“官厅用银，杂使绵施、食盐之属，民间殆物物互市”。集市贸易中不使用货币，而用劳动生产物直接交换，原因不在于“土货之产殊”，而在于明代贵州商品经济才开始萌芽，还未达到需要等价物作交换媒介的历史阶段。独山州的“九名九姓苗”中，“多以茶为货”，安庄卫仡佬、苗、布依各族，“交易多布匹，如钱钞焉”。？譼？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