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东亚、拉美、印度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比较（37）

在完成这样一个讨论后，我准备再用一年左右的时间，讨论和回答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怎样调整模式，怎样走现代化道路的问题，即写下部《中国崛起之路》。

这部《中国向何处去》近40万字的书，只有个别章的数据计算，仅有几千文字，是由博士研究生在我的指导下完成外，其他全部是由我思考、研究、计算和撰写的。需要看大量的文献，包括书籍、杂志和网上资料；需要到国家各部门的网站上，包括各种统计年鉴和相关文献中获得数据，并整理计算；需要把自己的研究思路和结果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来；还要进行修改和定稿。期间，还要撰写其他文稿，进行其他项目的调研，一些课题需要提出框架结构和提纲，一些研究报告还要进行修改，参加政府有关部门的会议，接受邀请去讲演等等活动，其中的辛苦和劳累自然不而喻。还好，自己觉得自己做人还比较豁达，心也比较乐观，小事不怎么在意，每天还去散一个小时的步，虽然劳累，倒也没有垮倒。

如果从经济学的机会成本讲，一个学者，单枪匹马做这样的关乎长远的民族和国家命运的研究，在一个经济学者出席一场会和一个讲演就可以得到较多收入的火热的时代里，即使这样一本出版后有一定的报酬，对于我个人的生活质量和收益讲，与研究其他项目和讲课相比，也是极不合算的。

然而，我出生在青海东部的一个小镇上，幼年和少年时代，在山区回汉族小村子渡过的，高中毕业后到农村上山下乡和当公社干部五年，没有邓小平教育体制的改革，没有1980年去东北财经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感恩曾经养育我的那一方并不富裕的土地，也感恩几十年来教育过我的许多老师和汪祥春和苏星两位导师。既然这一方水土投入了这样大的财力物力培育了你，你也总得能做点什么，就为她做点什么。这可能就是潜意识中的报恩吧！学者当以研究和纸笔报国。

学者要讲社会责任。因为，学者可能因研究历史的规律，看得深一些，看得透一些，需要把自己研究和看到的正确的认识指出来；学者也常常被人民群众所信赖，因此，需要正确地研究并揭示问题，更不能以可能是拿不准的研究成果去误导社会；更重要的是，学者可能看得更远一些，需要对未来进行研究和提出战略、体制和政策建议，这就是学者的责任。

1994年调入中央党校已经有15年了，这里我从一个学院式的学者，转向到更多地研究国民经济实际运行，研究战略、体制和政策的学者。而且，我也非常感谢中央党校和各届领导给我们这些学者创造的能够解放思想进行研究的宽松的学术环境。

怎样做一个中国**党的体制内的学者？我认为，要真心和有用地帮助我们的党，需要真心地在党、政府、人民之间进行沟通，中国**的宗旨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是代表全中国人民利益的，因此，作为一个党的学者，要为人民的创业、就业、收入、住房、社保等这样的实实在在的民生利益向党和政府建献策，有时还需要对政府、政府一些部门和行政**业机构可能不对的战略、体制和做法提出不同的意见，帮助政府和有关单位改进，更好地执政为民。这是一个党的体制内的学者应有的良心。

进行了这样一个宏大课题的讨论，我觉得，研究也需要解放思想。比如，传统的观念认为，公平就得在公有和私有、计划和市场方面做文章，其实，深入地进行分析，无论是从各国展的经验教训，还是从中国各地的实践，与农业剩余劳动力与农业产出水平有关，与城市化水平有关，与小企业展和就业是不是充分有关。公有比重高和计划，在一些国家里，甚至是导致人民贫穷和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学者应当拿实事说话、拿数据说话、拿比较说话，应当实事求是。这样，我们才能客观、准确和科学地研究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思路和办法。

国内外著名的经济学家郑新立先生在看了本书稿子后，提了很宝贵的修改意见，并对写下一本《中国崛起之路》也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还欣然为本书写了序。博士胡锋、孟耀，硕士陶文杰等在数据计算和一些文字工作方面，也付出了他们的劳动。人民日报出版社的鞠天相主任和其他编辑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我的朋友王斌先生及其助理廖晓文也为本书的出版问世付出了辛勤劳动。还有夫人张弥女士，也在搜集资料等方面，付出了心血。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感谢。

周天勇

2010年1月28日于海淀大有庄1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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