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胡佛研究所访史记（2）

我们此次东西横跨北美大陆来到胡佛研究所，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探访刚刚解密不久的宋子文档案。***宋子文曾任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行长、外交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院长、广东省主席，对蒋介石时代的政治、外交、经济、财政金融等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1940年开始，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在美生活了近3年。这期间，他成为中美间沟通的关键人物。宋子文本人极为注重文件的保管。因此，这3年留下的档案资料既完整又连贯，几乎不间断地存留了他与蒋介石之间来往的机密函电。蒋介石的对美意图和他在美操办事务的回复，构成了极为重要的历史链条，披露出抗战最艰难时期中美两国间的深层关系。宋子文在美的这些活动为中美携手、并肩战胜日本侵略者挥了重要作用。战后，宋子文代表中国与美、英、法合作，起成立联合国，并成功地使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宋子文档案共有66盒，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39盒）是宋家在七十年代捐给胡佛研究所的，约3万件文件。这部分档案已经在80年代中期陆续向学者开放。第二部分（19盒）与蒋介石及宋美龄有关，宋美龄在世时是不允许公开的。宋美龄去世后，这部分内容也开始提供给学者查阅、使用了。第三部分（8盒）则是最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内容包括宋子文西安事变时的日记、宋子文与罗斯福总统及其他英美领袖的通讯函电、史迪威将军被美国召回的资料、与蒋介石、宋美龄之间的中英文电报、1945年中俄友好条约的建构等等。第三部分还有宋子文从1940年直到他1971年去世期前所写的私人财务记录及他与律师来往的函件。在这66盒资料中，第三部分资料中的第65盒需有专人协助才可阅览；第66盒，虽已经宋氏家族同意公开，但因为其中牵涉到一些美国政府的相关资料，基于美国《档案法》的规定，必须经数十年后才能公布。此次我们查阅的是宋子文档案第二、三部分，并复印了其中最核心的文件。这些资料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与盟军关系；中缅印战区的重大事件；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际援助；战后世界格局安排；战时中国和美国、英国等盟国关系；战时中国与印度、菲律宾等亚洲国家关系等等，内容非常丰富。

当我们开始工作、着手复印资料时，才了解到胡佛研究所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档案管理人员看到我们摆出大量复印的样子，立即前来制止。我们被告知，必须写一份自己的研究计划，说明利用档案的目的，然后方可印制。但按规定，一个来查阅档案的学者，一年内复印量不能超过100页。这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几天停留中，可能根本印不到材料。经过“艰难”交涉，我们终于弄明白了胡佛研究所特藏部的性质。原来，大部分私人档案名义上捐献给胡佛所，但胡佛所对这些捐赠并没有所有权。其性质是代为保存。这样，如果一个研究者大量复制文献，就可能引起版权麻烦，文献捐献者会坚决反对。因此，胡佛所把维护捐献者利益放在位。对胡佛所说来，这似乎是个悖论：既然保存材料又开放供人利用，却又要对利用者加以限制，这不是两面不讨好吗？但仔细琢磨，其中奥秘有相当的道理。原来，胡佛所正是通过这种对文献捐献者利益的维护，来确立自己的信誉，使更多的文献捐献者放心地把文献提供出来。而越多的文献捐献者将重要文献捐献给胡佛所，胡佛所就越能构成自己卓著的收藏、利用风格。胡佛所私人文献之所以越藏越多，正是这种机制在起作用。这给我们两点启示：先，中国民间和私人手里也握有大量政治历史资料，而我们没有像胡佛所这样的机构来收藏保存它们，以致很多重要档案流落到潘家园之类的旧书市场。其次，设立有信誉而又非国家专门档案机构的文献收藏部门非常有必要。因为，大多数私人文献不可能依程序进入国家档案馆，而无信誉非权威的收藏部门，捐献者又不会放心提供。于是，只好让大量重要史料“失传”、湮没于“废纸”中。当然，这扯得有点远了。经过努力，我们算是“疏通”关节，在几天之内，复印了所有我们需要的材料。以下分别加以介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