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与亚历山大・利洛夫论改革（下）（1）

在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的况下，我们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是无法坚持下去的。但是我们能拯救这个党，这是可以做到的。我们要拯救这么一个党，使它能够适应时代的潮流，而且继续参加以后的政治斗争。所以我们当时决定采取新的方针，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先就是重组，重新改变我们党的面貌，改变我们党。如果我们保共按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比如罗马尼亚、捷克、德国那样走下去，我们党就彻底完了。于是我们党作出一个决定，按照自己的道路，对党进行改组。1989年冬和1990年初，我们召开了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宣》。这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也就是说，我们保共要重新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但是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这是党做出的第一个反应。

其次，我们选择了和平过渡这么一种策略。这是为了防止内战在保加利亚生。我们采取和平的方式过渡，保持社会平稳。

第三，党决定改变我们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解决民族问题。在保加利亚南部地区，居民中8％到10％是土耳其人。当时已经出现了骚乱。在一些飞机场和火车站，出现了少数民族冲击我们政权机构的动乱。1989年12月29日，保共中央召开会议作出一个决定，纠正我们过去在民族政策上的错误。我们的政策是，不强迫土耳其人改名换姓，不强制同化土耳其人，而使少数民族和我们保加利亚人融合在一起，一体化。这一决定出来以后，民族问题开始降温。实际上，我们党制止了一场在其他国家出现的民族性动乱。

第四，党中央决定，同反对派开展对话。反对派的存在已经是一个现实，这是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势力，我们不能闭眼不看现实。如果闭眼不看，就和其他党的命运一样。我们不是要消灭它们，而是跟他们对话。所以召开了圆桌会议。这就是我们党根据形势所作的四个方面的工作。

需要说一句的是，圆桌会议并不表明我们向反对派让步。圆桌会议是我们党在1989年底和1990年初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所采取的一种策略。当然，召开圆桌会议就要有所妥协。进行任何对话，不妥协就谈不成。

因此，我觉得我们党当时的反应是对的。因为我们使党保存下来，作为国内第一强大的政治力量保存了下来。我们党保存了自己，也保存了我们党的历史。党通过这场运动，既使社会保持了稳定，避免了流血冲突，也使党能够沿着政治道路健康地走下去。当然，在强大政治压力面前，党也犯了不少的错误。比如在1990年，社会党政府应该开始改革。现在我们保加利亚的过渡模式，没有特色。这是华盛顿共识的一个产物。也就是完全开放市场；国家不介入经济；休克疗法。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党内部开始分裂，出现了两个派别。党内右翼说，现在**应该彻底消灭，这个党应该解散了。党完全应该是社会民主党化。党内的左派认为，**需要改革，应该保留党在过去几十年来的传统，但这个党应该更现代化，不能停留在过去阶段不动。结果左派占了上风。所以我们党改了名，叫保加利亚社会党。我们党不仅在1990年取得了政权，后来1994年、1995年也取得了政权。

作为听众，我们真的无法打断利洛夫的连贯思路。趁着他呷茶清润嗓子的间歇，我整理了一下他刚刚谈到的事件逻辑，现上面利洛夫所讲，正是所谓的一场“天鹅绒革命”：不流血、**易名、国家改变性质、街头政治等等。从利洛夫的解释中，我们更明白了剧变中很多社会主义者的无奈。苏联这个大厦倒了，其他寄居在这个大厦中的人，只能各奔东西，寻求自己的生存方式和斗争方式。正如原东欧国家的政治家们所说，当华沙条约和经互会不复存在时，东欧小国既无法保障自己的安全，也不能维护自己的经济。他们只能徒生哀叹，束手无策。这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但作为社会主义者，利洛夫们仍坚信自己选择的正确。他们希望通过自身改革，通过政治斗争，使社会主义理想再坚持下去。我认为，至少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不过显然，东欧的现实况并不乐观。我们只能祝愿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