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与亚历山大・利洛夫论改革（下）（2）

这时，利洛夫已做好了继续阐述的准备。他把话题切入到剧变的关键时刻。他说：1989年，当党内对现状非常不满的时候，作为总书记，日夫科夫实际上已经失去了道义和人格上的威信。他年事已高，多年前动过手术，重病缠身。所以，日夫科夫领导地位的改变已是势所必然。日夫科夫是一个政治上很灵活的领导人。他跟赫鲁晓夫配合得很好，是好朋友。他跟勃列日涅夫关系更好，与契尔年科关系特别好。但他跟戈尔巴乔夫有分歧。日夫科夫是一个很有经验的领导人。他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很不满意。他认为戈尔巴乔夫考虑得不成熟，很轻率，很可能要引起混乱。日夫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不是一个成熟的、具备领导能力的领导人。不光日夫科夫不喜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也不喜欢日夫科夫。在当时条件下，保加利亚要生存，必须依靠苏联。我们80％的产品要卖到苏联。我们大部分的原材料，需要从苏联进口，先是石油，是由苏联保障的。每年我们要进口1100万至1200万吨石油。还有大量天然气。我们有一个核电站，承担着保加利亚40％的电量，而它的原材料也要苏联提供。如果戈尔巴乔夫把这个开关旋紧，把天然气管道、石油管道一关，保加利亚很快就要崩溃。因此，日夫科夫虽然和戈尔巴乔夫关系不好，但又必须维持。日夫科夫有长期执政的经验，所以尽管日夫科夫对戈尔巴乔夫的许多建议不采纳，但是他明白，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同意，他要继续留在保共总书记的位置上，也成问题。

当时的况是，华沙条约还没有解散，经互会也还没有解散，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任何重大问题的处理，都要跟莫斯科商量。当时我们保共的政治局委员、部长和书记处书记的推选，都要得到莫斯科批准。但是党的政治决定还是在索菲亚而不是在莫斯科作出。一些性命攸关的问题，最终要靠我们自己决定。

遗憾的是，当时我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没有像中国今天一样向世界开放，而是紧紧地跟莫斯科绑在一起。经互会作出的决定，对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约束力，要按照它的计划执行。我们的经济中间有一小部分可以跟西方联系，但是比重很小。莫斯科的一举一动都影响我们。它在经济政治上着控制我们。

当然在这个时期，日夫科夫也犯了很多错误。日夫科夫要对这些错误负责任。其中一个重要的错误，就是日夫科夫拖延或者是抵制改革。他看重的是那些老体制，不愿意变动。那时候日夫科夫已经79岁了，经常生病，他的能力也不行了。但遗憾的是，我们党当时对日夫科夫的辞职问题，没有作出冷静反应。头一天，我们感谢日夫科夫同志辞职，第三天就把他开除出党，这个作法是不公正的。我认为，随着时代的展，历史会对日夫科夫做出一个比较公正、明智的评价。

关于剧变时的保加利亚**，利洛夫说，剧变前，我们的党员共82万人，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可以说，党是深入到每一个基层的，并且挥着作用。应该说，我们党员的素质是比较高的。我们大多数党员都受过高等教育，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工程师。党培养了一批很优秀的人才。八十年代末那几年，在索菲亚街头，反对派举行20万人的集会，我们社会党也召开有20万人集会，与他们针锋相对。这说明党还存在，党还起作用，还要进行抵抗。从1989年到1992年，我们社会党展到了100万人。1989年，**失去执政地位时，只有20万党员登记。经过这三四年，我们把最优秀的分子吸收进来，很多作家、艺术家和大学生加入社会党。

一个党要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展起来，有好多问题需要解决。先是党的建设问题，解决党的思想理论问题。党要有一种理论指导，然后才能去影响基层和不同的阶层。除了传统的做工人工作的方式，现在还要做知识分子的工作，要做工程师的工作。要关心教育领域的事。正是教育培养出了知识分子。正是工程师、医生和其他知识分子，推动了信息时代的展。对待这些社会阶层，对待他们的态度，党应该不断地改变。在党的建设方面，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在我看来，我们党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怎样来管理这个社会。在得到政权后，怎么管理社会，使社会按照你的要求展，这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