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大美无言（2）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这篇小说我一开始写得并不好，当时在《北京文学》当主编的林斤澜老师把我找去谈了一上午，对小说提了不少修改意见，我才改成后来的样子。回头再看这篇小说，我还是不太满意，主要是语上下的功夫不够。

牧：复仇是一个古老的结了，《摩西法》和《可兰经》都认为复仇是对的。复仇，贯穿了“亲亲”，即亲疏等级的原则。五伦之中，人们认为君父最亲最美，父仇是不共戴天的，然后兄弟之仇，朋友之仇，关系渐疏。在古代，复仇被说成是一种神圣的义务，因为“神圣”也就有了“庄严的美”的意思。您的《走窑汉》，还有上面说的《玉字》，是否也把“复仇”当作一件“神圣”的事来处理？

刘：复仇，这个问题怎么说呢？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复仇小说是用小说把握生活的一种方式，所表达的是一种强烈的感，极端的感，或者说是一种激。

我写的第一篇被称为复仇的小说是《走窑汉》，1985年写的。当时我正寻找创作上的突破口，正想挖掘人性的复杂性，加上我正在读外国作家的一些小说，比如雨果的小说，就尝试着写一点把人类感推向极端的小说，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复仇小说。这类小说我写了好几篇，除了《走窑汉》、《玉字》，还有《拉倒》、《血劲》等。在写这类小说之前，我对复仇并没有过多的研究。在写小说的过程中，也没想到把复仇当成神圣的事来处理，只是觉得复仇的故事对表现人性比较方便，同时可以营造出一种冷峻严酷的艺术氛围，能吓读者一家伙，冲击一下读者麻痹的阅读神经，震颤一下人们的心灵。从读者反应看，效果还真的不错。

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哲学传统，讲究中庸、和谐、含蓄，不主张把事做绝，不大喜欢太强烈的东西。但这不等于我们中国人感不充沛，不强烈。我觉得表达一下我们大爱大恨、敢爱敢恨的感还是必要的。汪曾祺就主张作家在年轻时写一些带血性的狂放的东西、他看到一些作者年纪轻轻的就模仿他，小说写得平实，冲和，雅致，汪先生很不以为然，他嫌年轻作者太缺少朝气和锐气，他说，你们现在就这样写，到老了你们怎么写（大意，不是原话）？

牧：但至少在东汉末年，复仇已成为国家法律不允许的。魏文帝曹丕规定：“敢有私复仇者，族之。”复仇有害法律，渲染这种美，是否会对“恶”的形象有所张扬。

刘：关于复仇的话题，我们谈得是不是有点多了。在写小说时，我没有把复仇和法律联系起来想，但我现在来想，复仇是不会消失的，只要有仇恨，就可能有复仇，如同只要有压迫就有反抗一样。复仇有时表现为一种责任，它代表的起码是正义的力量。当然了，在法制逐步健全的今天，最好不要采取个人复仇的办法实现心理平衡。其实说白了，法制也是一种复仇，它是公共复仇，代表着公共的意志，维护的是人类正常的生存秩序。

就我个人而，从小到大，我从没有真正仇恨过哪一个人。过去，我遇到过不少不愉快的事，受到过一些不公正的对待，曾产生过激愤的绪，但还说不上到了仇恨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阅历的增长，连那些激愤的绪也早已淡化了。

不可否认，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恶人、小人、心胸狭窄的人、嫉妒心极强的人、拨弄是非的小丑等，还存在着。我们有责任通过文学作品揭露他们，鞭挞他们，以抑恶扬善。具体到某一个人，我们没必要拿来当作仇限对象，更不能在文学作品中泄私愤，那样的话，作品就会丧失宏大的气度，就不美了。

牧：看了您最近的小说《响器》，您还告诉我，一个人其实就是一个响器。老实说，这篇小说也写得很美。但这象征了什么？是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

刘：《响器》在2000年《人民文学》第4期，是我比较偏爱的一篇小说。在写这篇小说时，我觉得灵感奔涌，让人喜之不禁。表后，我读了又读，老也读不够。如果用两句话来概括这篇小说，那就是写了人类的音乐性，音乐的自然性。人类，音乐，自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者是相通的，是浑然一体的。